倘若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有些不尽如事实，但长期以来某些历史真相一直被一种权威的话语形态所遮蔽、所规定，却是不容置疑的存在。威权话语的力量非常强大，它像一条汹涌奔流的大河裹挟着泥沙俱下，其势不可抗拒，任何一种微弱的异样的声音都会被它巨大的轰鸣所淹没，所吞噬。所以，人们常常屈从于这种强势之下，久而久之，“屈从”会转化成“膜拜”，被动接受会变成主动迎合。然而这造成一个极其可怕的后果，千部一腔，万人一面，世界的繁复与丰富、生机与生动被销蚀殆尽，主体被消解，思考被遗忘，历史的本来面目更是远隔蓬山千万重，再也摸不着寻找的路径了。好在“思想解放”之后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又给思想者提供了自由表达话语的权利和独立思考的可能性，历史被重新激活了，一些散发着被封闭已久的古旧气息的人物事件以一种陌生的新鲜的面目走到了前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诠释，摆脱了被规定的记忆轨道，全然是张着个人的眼睛带着个人的体温。

青年思想者祝勇在他的新著《改写记忆》（中国文联出版社）中即“表明了一种话语可能，展现了一个思想维度”。这本书观察审视了一百位作家学者，其中有长期以来被主流权威话语“盖棺论定”的“正面人物”，也有近年重新“归来”且引起广泛争议的“反面典型”，这一百个人物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作者采用散点透视和眉批的方式，以散文的笔调，记录了他在某一时刻电光石火般真切而生动的感受。或许有失之片面处，但也是“深刻的片面”，或许有失之偏执处，但也是“可爱的偏执”。虽零散，简短，却尖锐，凌厉，绝对是发自自己喉咙的声音，许多颇有创见的观点激发着你的回应，引发着你的思考。如对于陈寅恪，在我们许多人的印象中，他是近代不多见的纯粹的学人之一，他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他的进京的几个条件，及1949年后一系列表现，都足以代表了学术的最高境界和学人风骨。但是祝勇在陈寅恪的诗集中却读到了他的另外一面，即关怀现实的慷慨情怀和安邦治国的士大夫情结。而且祝勇还在三闾大夫屈原那里找到了中国文人的思想根脉与遗传基因，所以，尽管陈寅恪深厚浸淫西学，却仍然难以做到纯粹西方化、书斋化的“学人”。这不免让我们想起以隐士闻名的陶潜，他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还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另有胡适、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都表现了这种两难矛盾。祝勇称之为“先天遗传”，是“一个至今难解的死结”，所以，从好处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忧民传统和温暖人间的情怀；从不好处说，这种“入世”的关怀是对潜心向学的干扰，造成科学实证精神的匮乏。因此，李敖批评胡适晚年醉心于社会活动与人际交往影响了大学者干更大的事。而祝勇对郭沫若的分析，显然比时下一般议论别辟一境，更深一层。晚年郭沫若的行为屡遭后人的诟病，李辉以“太阳下的蜡烛”形象地指出他的人格的扭曲与变形，是郭懦弱吗？但早年的郭如何能意气风发地写出《试看今日之蒋介石》？“难道‘文化革命’的恐怖气氛比蒋介石的囚牢、酷刑和子弹更可怕吗？”所以将晚年郭沫若以人格懦弱和媚骨来解释难免失之简单，实应归之于时代与体制。“许多老知识分子在‘文革’的红色风暴中惧怕的并不仅仅是肉体的折磨，而是被推上人民审判台的政治待遇。后一种恐惧，是最彻骨的恐惧。”郭沫若一生完成了两种人格类型的塑造，根本的原因大抵就在这里。

祝勇对赵树理的分析也是耐人寻味的。赵树理是一个出色的小说家，而且是解放区文艺最能体现延安讲话精神的代表性作家，这一点在教科书中已有定评，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作家在“文革”中依然厄运难逃？未能成为另一个浩然？祝勇用“感觉”和“逻辑”来解构其内在的关系，小说家观照世界的方式是凭借感觉，而哲学家或政治家是理念，前者是由个体而整体，后者是由整体而个体，二者可以统一，但有时会产生错位，“错位”如果发生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情势下，就会酿成悲剧。赵树理是一个有良知的小说家，当“感觉”和“逻辑”出现错位时，他宁愿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不会为了盲目趋同“逻辑”说谎。所以，他从生活出发、从感觉出发写成的小说，在某一段落或某一局部与政治家同行，然而当他继续恪守这一法则时，他发现他偏离了主流，于是他茫然了，历史也茫然了。从赵树理这个个案我们还可以理清一个常常迷惑不解的现象，即为什么许多主流作家在“反右”和“文革”中纷纷中箭落马，原来他们或清楚或糊涂地悖逆了“逻辑”啊。但赵树理在迷惘中死去，还算不上最为惨烈，当梁漱溟晚年最终放弃自己的立场发生转变时，我们才刻骨铭心地感到同化力对于消弭独立思考具有多么大的杀伤力，一个人死不足惜，而活活把你变成白痴才更为可怕。所以祝勇说：“不平等的语境是思想文化的敌人，在这种语境里，任何一种失去了权力依托的文化体系都是风中之烛，都显得脆弱不堪。”

祝勇在对周作人、胡适、陈独秀、林语堂等过去被排斥在文化殿堂之外的人物都做了很精到的评价，他站在历史的坐标系上，来审察他们的功过是非，试图以个人的民间的话语方式还他们的本来面目。书中对张春桥的分析尤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和灵魂震动。张是一个政治小丑，已然成为一种定型的图标，而往往忽视了他的“文人属性”，从历史和对人心的渗透来看，文化比政治更为凶险，尤其是当他以“真诚”的面目出现的时候。“文革”十年“四人帮”为何能够如此兴风作浪？一方面是政治的高压，一方面则是文化的钳制。他们也有自己的“信念”和“真诚”，所以才能使亿万民众自觉匍匐在他们的文化霸权之下。作者援引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的一段话非常精辟：“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有哪个坏人认为自己是坏人呢？尤其是“高级”坏人。他们也热烈地追求着自己的信念，问题是这种信念与整个人类的信念相背离。我们常常以固定的单向的思维方式判定坏人一定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彻头彻尾的坏，其实哪有这样简单呢？所以祝勇说“凭理念行凶自然比仅凭动物本性行凶更为可怕——它常常能使一个一分钟以前还在给小女儿系蝴蝶结的文弱男人转过身去便成为杀人如麻的屠夫”。这样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祝勇对他所评述的人物难免有所偏爱，一旦偏爱论点便有失公允，比如对余光中、董桥的极力推重就减弱了文章的整体判断力，显得劲道不足。另外，有些观点缺乏缜密的思考而失之于轻率。如对张爱玲脱离时代的评析：“在同胞妇女纷纷被强虏凌辱的时刻，沉醉于鉴赏某种唇膏的色泽，品味红酒的香醇，非但是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丑陋。我坦言我深爱着张爱玲的作品，但它们是不该属于40年代的。”对此，我在书的空白处这样写道：“不必过分纠结于时代，一切优秀的作品属于任何时代。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如果那个时代没有张爱玲、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梁实秋，这个时代优美的文学将失去记忆。历史远去了，留给后人的只是文本，时代的色彩只是一枚夹在书页中间的枯干发黄的树叶。”

祝勇的这本《改写记忆》，给我带来了“思维的乐趣”，激发了我思想的回应，从中让我看到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历史评说，好像穿透了一层厚厚的云雾，迎接一缕阳光的照射。这种重新诠释，不仅打开了另一扇进入历史的门，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