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发，郭 洁

(安徽理工大学 思政部，安徽 淮南 232001)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五育并举”的主张与改革，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享有现代中国的孔子之美誉。通览蔡元培研究之现状，如果将学界对其教育理念、伦理思想、美学理论与中西文化观的研究论著全部收集在一起，恐怕会使“汗牛充栋”这一古老的成语失去它的夸张意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冯友兰的视野入手，细细品读他们的相关文字，以期展示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的独特地位。限于个人学识，粗疏浅薄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梁漱溟论蔡元培

尽管梁漱溟(1893—1988)与蔡元培并非同时代人，但他们的交往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那时，蔡元培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曾与记者身份的梁漱溟见过几次。1916年，因《究元决疑论》一文深受蔡元培的赏识，便力邀梁漱溟入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七年之久的领导与教员的关系。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梁漱溟立即发表了《蔡先生与新中国》;1942年3月，蔡元培逝世两周年，梁漱溟又发表了《纪念蔡元培先生——为蔡先生逝世二周年作》。虽然只是两篇简短的回忆性文字，却深情地表达了对蔡元培为学、为人与事功的敬佩之情。

(一)开新时代之风气

在梁漱溟看来，蔡元培对现代中国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新的时代风气。他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1］346社会风气的变化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蔡元培一人之功，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1］346总的来说，蔡元培对新时代风气的引领作用可从“五四”运动的勃兴与现代学术思潮的兴盛两个方面加以呈现。

1.“五四”运动的勃兴

梁漱溟认为，国民党的改组以及领导全国抗战，从国际上看，是受到苏联革命胜利的直接影响;从国内来看，则与民国八九年以来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而“所谓民(国)八九(年)以来的‘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则正是蔡先生长北大后所发生的东西。现在年年还纪念的‘五四运动’，不过是新文化运动中间的一回事。‘五四’那一天的事，意义并不大，我们是用它来纪念新文化运动的。”［1］75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梁漱溟认为，一是拉开了现代中国的历史序幕，“今日正在创造新中国，将来要有个新中国出现;那么，后来作史的，一定要从那时(五四)叙起”［1］75;二是孕育了中国共产党，“至于今天的共产党呢，那真是从这里才有的产物”［1］75。尽管蔡元培不是“五四”运动的策划人和参与者，但这次运动的爆发与他主持与改革北京大学密切相关。

2.现代学术思潮的兴盛

在梁漱溟看来，蔡元培开创新的时代之风气的另一表现就是，促进了现代学术思潮的兴盛。他如是说:“现在的人，假使不是年纪太小或太老，都能回想民(国)八九(年)以后那一段新风气。那新风气，就是喜欢谈思想，谈学术。报纸竞出副刊，人们竞着结学社，出丛书，竞着办大学，请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等等。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这新风气，怕无人能否认是自北大发动;而北大之所以如此，则民(国)五(年)以后蔡先生来主持的结果也。风气的创发，自然不是蔡先生一人所能为，例如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都是些先锋。然而他们都是由于蔡先生的引进与护持，其功还在蔡先生。”［1］75现代学术思潮的兴起与繁荣，未必一个校长、一所大学就能轻易引起，但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使这种思潮的形成。

(二)兼容并包的胸怀

民国初年，面对西方文化汹涌而至、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之势，梁漱溟认为唯有蔡元培方能挽时代之潮流，振社会之秩序。他说:“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了。”［1］347行文至此，我们不禁会问:没有多少政治背景，一介书生蔡元培何以能够担此重任?梁漱溟认为，因为他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与胸襟:“因其(蔡元培)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1］347不可否认，蔡元培的胸襟与气度领引了新的社会风气的兴起。

关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梁漱溟谈了两点。其一，兼容并包之缘由。作为一个经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的人，蔡元培为什么怀有兼容并包的精神，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还是性格特质的表现?梁漱溟认为，二者兼而有之，但根本原因却在后者。他认为:蔡元培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1］347。而“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以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往。——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1］347。显而易见，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精神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性上的爱好，是性情的自然流露。其二，兼容并包之表现。梁漱溟以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二人为例，展现了蔡元培在治校上的包容精神。他说:“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先生。”［1］347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胡适均是思想文化界执牛耳之人物，他们的新思想、新观念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展开。陈独秀、胡适在新思想、新观念的宣扬过程中，难免引起不同立场人士的反对和诘难，却不同程度地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与默许。“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1］348

(三)坦诚率真的性格

梁漱溟不仅高扬了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与治校理念，还对其坦诚率真的性格特征追慕不已。在他看来，蔡元培是伟大的，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其坦诚率真的性格特质。他说:“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1］352所谓“有容”，略同于今日之“从容”。“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1］353

梁漱溟以当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事为例，充分展现蔡元培性格上的坦诚率真。如前所述，正是由于《究元决疑论》一文得到蔡元培的赏识，才邀请梁漱溟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可是，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的梁漱溟却没有走上北大讲台的勇气。他向蔡元培推辞道:“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元培却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梁漱溟依然不敢冒昧承担。没想到蔡元培接着说:“你不是喜欢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让梁漱溟为之动容、再难推却。他说:“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只有应承下来。”［1］350蔡元培为学、待人坦诚率真的性格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四)社会影响之深远

由于长期从事领导教育的行政工作，在开拓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上耗费了大量精力，以至没有写下多少纯学术性的著作，但蔡元培“一直不能忘情于纯学术研究工作，并始终以无法抽身专心从事学术研究为憾”［2］472。在对蔡元培的追忆上，梁漱溟并未论及他学术上的成就，而高度赞扬了他的社会影响力。他说:“讲到学问上的成就，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敢随便说蔡先生如何如何;讲到社会他给的影响，则二三十年来的思想界教育界明明因他老先生而变化迁进，并且从这变化迁进影响到社会的一切，影响到政治以至国家前途，却又是人所共见，而不待我赘言的。”［1］75

那么，蔡元培的社会影响力是如何体现的?且看梁漱溟的分析。从现实来说，政治的影响力与威慑力不容忽视，似乎囊括和支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可是，从根本上看，政治“还为学术思想所左右，视一时人才为隆污”［1］76。虽然人才并非全部出自学术，但他的成长与社会风气、学术思潮关系紧密。所以，他说:“试看今日无论在那一方，好多人物几乎都是二十年前那时孕育茁长的，其中不少还是直接出于北大。”“二十年前”的中国正是“五四”时代，那时的北大校长正是蔡元培。尽管不能说“民八九年”的学术思潮是中国学术史上的“盛时”，但那时的教育界、学术界与思想界却表现出“百花初放”、“异彩乍现”、“渐呈盛世”的新气象。尽管不能说“今日人才如何盛”，然而影响现代中国的很多人“总是自那里来的”。所谓“那里来的”，不正是来自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吗?经过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推演，梁漱溟得出了结论:“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人。”［1］76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敬佩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二、冯友兰论蔡元培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冯友兰已是北大哲学系二年级学生了。由于身份差别较大，冯友兰与蔡元培之间谈不上什么交往，“只有有限的几次”［3］接触而已。但是，蔡元培对冯友兰的影响，却不限于仅有的几次接触，其影响之巨不可以道里计。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光辉人格与教育理念，则是冯友兰敬仰他的根本原因。在《〈蔡元培自写年谱〉跋》《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两篇文章中，冯友兰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学生视野中的北大校长。

(一)“春风化雨”的人格气象

梁漱溟对蔡元培坦诚率真的性格特征作了多侧面的剖析，而冯友兰则对蔡元培“春风化雨”的人格气象进行了多向度的展示。

冯友兰将蔡元培的人格气象誉为“春风化雨”，是通过三次接触得出的切身体会:一次偶遇、一个批条和一次演讲。1.一次偶遇。1917年，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一天，他在一个穿堂的过道中偶然遇到蔡元培校长。冯友兰从蔡元培校长身边走过时，两人并没有说话，但“觉得他(蔡元培)的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使我心里一阵舒服”［4］213。冯友兰认为:“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4］213也就是说，尽管蔡元培校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却让一个学生受到了一次“春风化雨”般的人格熏陶。在他看来，这是不言之教，而不言之教胜过千言万语的谆谆教诲。这种体会，在后来的几次接触中愈加强烈了。2.一个批条。1918年，冯友兰因为一件事情需要北大的证明书，由于时间紧急，按照正常的手续办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决定去找蔡元培校长。那时，校长办公室在一个寂静的院子里，既没有保安人员，也没有服务人员。当冯友兰走进校长办公室时，看到蔡元培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只见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办事从容不迫，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4］214。这让冯友兰感到无比的温暖、亲切。当蔡元培得知事由之后，二话没说，立即提笔批了字条，冯友兰顺利地拿到了证明书。3.一次演讲。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到欧洲和美国参观考察，此时冯友兰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请蔡元培校长演讲。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的，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但是，当蔡元培校长走进哥伦比亚大学的会场时，“在座的人呼地一声都站起来了，他们的动作是那样的整齐，好象是听到一声口令”。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令，事先也没有具体安排，大家“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一起站起来了”。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因为“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4］215。

(二)“三不主义”的做人原则

在做人原则上，冯友兰最欣赏蔡元培的“三不原则”，即“不做官，不当议员，不纳妾”①关于蔡元培的“三不主义”原则，冯友兰前后说法略有出入: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中，写作“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而在《三松堂自序》中，记作“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三不主义”是蔡元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来以规约自己的行为，却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做人原则和办学意旨。这里以“不做官”原则为例，稍加分析。蔡元培原本出身晚清翰林，留学归国后又担任过中华民国的教育总长。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他的政治地位应该很高了。但是，蔡元培回国，是要做实事而不是为做官;接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要办学不是为做官。蔡元培“不做官”的原则在教育上的体现，一是办学风气，二是思想自由。先说办学风气。公所众知，北大前身是晚清政府的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依然承续了读书做官的传统思维。学生读书就是为了“混个资格”，得个“进士出身”，将来好升官发财。所以，“北大无形中是一个官僚养成所”［4］216。蔡元培之所以倡导“不做官”原则，就是要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办学思想和治校风气。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蔡元培决定扭转这种风气，才提出“不做官”原则，而他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与此有关。尽管蔡元培革新北大校风时，冯友兰即将毕业，但他依然感受到改革为北大带来的新鲜空气。再论思想自由。蔡元培“不做官”原则在教育上的另一体现就是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事实上，办学风气的转变也必然带来学术的自由发展。而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也必将带来教育的独立。蔡元培在教育上的重要贡献，就是将北大办成一所独立自主的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现代教育理念之先河。许多年以后，冯友兰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说过“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地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4］160。显而易见，这是对蔡元培“不做官”原则在教育上的继承与发展。

(三)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

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4］218由于兼容并包一词早已家喻户晓，所以冯友兰并未过多解释，只从蔡元培选用教师方式为基点来说明。总的来说，冯友兰就此论域谈了两点:其一，以学术成就为选聘标准。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之后，明确以学术成就作为选聘教师的基准。只要在学术上有突出贡献，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到北大任教。这样以来，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就汇集了许多不同学派的人，不同政见的人。甚至那些没有读过大学，没有留过洋的人也可以到北大授课，前文如述的梁漱溟即是如此(梁漱溟中学毕业就不再升学)。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改变了北大学风，还极大地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一时间，北大群言并起、丰富多姿，充满许多热烈交流与激辩的场面。其二，教师年龄的多元化。冯友兰说:“兼容并包的另一方面，是对老、中、青的兼容并包。”［4］216也就是说，蔡元培选用的教师，不论资排辈，既有六七十岁的宿儒大家，也有声名鹊起的中年学人，还有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更有甚者，有些教师的年龄比学生还小，比如胡适当年26岁，梁漱溟当年24岁。平心而论，蔡元培选聘教师年龄上的多元化，不仅加强了教师队伍的梯队建设，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对学术思想的有序传承也功不可没。蔡元培兼容并包教育理念为北大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冯友兰有一平实而中肯的评价:“从1917年到1919年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4］218。

(四)儒家君子的仁者风范

蔡元培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正源于他具有儒家君子的仁者风范。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冯友兰对他的仁者气象有深刻体会，并视之为一个大教育家必备的基本因素。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是一个真君子。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4］205因为他为人“慈祥诚恳”，能够“诚于中，形于外”(《大学》)，没有一点造作。仁是儒家学说提倡的最高境界，只有具备了仁的境界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君子，而蔡元培就有这种境界。《论语》中，子贡曾以温、良、恭、俭、让五个字形容孔子，但以冯友兰之见，这五个字亦可用来评定蔡元培。“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4］205如果说仅此一例略显粗糙的话，那么让冯友兰再举一个更直接、更显豁的例子，以坚读者之信。据蒋梦麟回忆，有一次，北大学生要求蔡元培校长免收讲义费。蔡元培心平气和地解释了很长时间，可学生仍然不依不饶。于是，蔡元培向那个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这是“敢怒”;用儒家经典的话来说，这叫“发乎情，止乎礼”(《论语·八佾》)。这是儒家君子之所为，因为蔡元培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纯粹出于至诚，达到了仁者境界。有些人装出一副君子的样子，可惜装不像，因为他没有儒家君子的仁者风范。一言以蔽之，冯友兰认为:“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标准的一个人。一个人成为名士英雄，大概由于‘才’的成分多。一个人成为君子，大概由于‘学’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养成理想人格，由此方面说，我们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底表现。”［4］207

合而观之，冯友兰说:“蔡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4］218冯友兰对蔡元培能有这么高的评价，与他个人的亲身感受有关;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感受，源于他本人对蔡元培人格气象的敬仰和教育理念的认同。

三、一个平凡的结语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冯友兰对蔡元培及其思想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尤其是他们对蔡元培的性格特征、人格特质、教育理念与社会影响进行了简洁明了的历史追忆。尽管梁漱溟、冯友兰与蔡元培的人生经历、教育背景、致思路向和思维方式差异较大，但凭借与蔡元培的交往或者接触而萌生出些许心得体会与切身感受，依然为我们展示了蔡元培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唯其如此，本文走马观花，进行了一次轻松畅快的旅行，以现代新儒家的追忆为源头顺流而下，沿途遍览岸上的景致，从而进入蔡元培那令人敬仰的内心世界之中。不知笔者的分析与论证是否达到目的，只能祈请大家多多赐教。

所以，这是一个平凡的结语。但是，通过对梁漱溟、冯友兰视野中的蔡元培进行一系列的梳理与分析，为今天我们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和评定蔡元培及其思想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思维路向。而历史也将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领会梁漱溟、冯友兰立论的深刻与卓识。

［1］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6)［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2］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蒙培元.冯友兰与蔡元培［J］.读书，2011，(9):121 －129.

［4］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4)［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