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付东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一

清初广东学术仍承明季陈献章、湛若水之遗绪，以理学为宗。治学者言心言性，穷理笃行。这一时期的 《孝经》学著述主要有：卢挺 《孝经童说》、毛天肿 《孝经集注读本》、劳潼 《孝经考异注》等，皆为阐释 “礼”、 “义”之作。乾嘉时，吴、皖两派相继而起，朴学之风鼎盛，一时间汉学大师辈出，学界考订、校勘蔚为风尚。但广东地僻海隅，学者又有沿习理学的传统，虽有北方几位经学大师 （如惠士奇、钱大昕等）来粤提倡汉学，但对学风的整体影响不大。嘉道间，“扬州阮文达公（元）督粤，开学海堂，以经学课士，训诂考据之学大兴”［1］， “岭外遂无有言三家 （即：朱学、王学、陈学——笔者注）之学者”［2］。此时乾嘉考据之学的弊端日显，已多为学者所诟病。故在粤兴起的东塾学派、九江学派的学者们大都主张兼采汉宋，反对门户之见，且以通经致用为务。鸦片战争后，广州被设为通商口岸，西方的宗教思想、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最先影响到这一地区。民众信仰选择的空间更宽广，思想、学术领域原有的经学占主导的体系日渐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 “维新”、“反孔”、“非孝”等社会思潮的大兴。

有鉴于上述晚近广东在政治格局、经济交流、文化传承、社会风潮等方面的变化，加之儒家经学的 “官学”失位，传统意义上维护伦理纲常的孝道及其文本表现形式的 《孝经》多为接受了新思想的士人所抨击和反对。即便如此，由于儒家学说的博大精深及学术自身发展的惯性，晚近广东的 《孝经》学在新与旧、中与西的碰撞和交融过程中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新旧学人的不懈努力下，亦出现了不少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