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海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经筵制度从汉代开始形成，经过中古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制度。元代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主动认同并践行汉族文明。对于元代经筵制度的开设、沿革、内容及贡献，国内已有一些学者作了梳理。可参见陈高华、张帆、刘晓所著 《元代文化史》一书，以及张帆《元代经筵述论》、王风雷 《元代的经筵》等论文。不过，以上研究多只是就经筵开设本末作了探讨，其实经筵作为一种制度，对于当时帝王思想乃至执政理念有非常直接的影响，而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他们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其中经筵制度对于儒化元朝帝王，促使他们推行儒化、汉化政策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汉族儒士大夫也借助经筵制度 “得君行道”的机会，向皇帝宣扬经学、理学，通过他们不但强化了程朱之学官学化的地位，而且直接促使了元代中后期经学、理学的持续发展和传播，尤其是儒家之道在现实中的运用与落实。本文试从经筵对当时经学、理学的影响，以及经筵制度的存在与设立对蒙元的儒化、汉化着手，来探究经筵与蒙元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经筵制度设立前蒙元的经筵侍讲及其影响

元代开设经筵制度始于元朝第六位皇帝泰定帝（1323—1328在位）。当然，在泰定帝之前，忽必烈、成宗、武宗、仁宗等皇帝已经诏命儒臣为其入侍讲读。甚至更前的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也已经在很多问题上向身边儒臣请教，经筵的雏形初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