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勤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是援西入中的产物。自由主义在近代西方不仅是一种政治运动，而且是一种公共政策、国家学说和社会思潮，它为近代民族国家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但是，自由主义因有西方文化为基因，并以社会运动为孕育母体，加之本身在西方就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因而，自由主义在其“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多重困境。

一、乐观主义的人性论:自由主义如何成为可能

人性哲学可以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理论提供一种价值论的支撑，如何经由人性导出一个政治社会的公共秩序，对于任何一种政治理论而言都是一种基础性工作。

在人性论方面，西方主流的人性论比较悲观，反映在政治哲学领域就表现为用法律等制度形式来规范个人及政府的行为。这一传统经由文艺复兴时期怀疑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冲击在近代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在以自然法来规训人类行为的同时，都注重教育对人性的培育作用，其发展到现代自由主义阶段时，人性在保持亘古不变的特性之外而有基于特殊文化及个体差异等因素而产生的可塑性，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应该说这是一种经过改造的人性论。尽管如此，由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原罪观念始终在场，西方自由主义对人性中的恶终究不曾忘记。

中国传统思想一向对人性论比较乐观，除了孟子主张性善外，即使提倡性恶论的荀子，亦认为通过学习、经由礼法规范，可以把人们导向善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