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华

参加工作前，我曾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安福分校读书和劳动，3年的劳动生活让我学会了许多蔬菜种植方面的常识。退休前，我就梦想着以后能找个地方种点蔬菜和花草，过上惬意的田园生活。这个梦想在我退休后终于实现了。

2009年，我退休了。刚开始我终日无所事事，闲得慌，想种点菜又苦于在县城没有土地。那年冬季的一天上午，老伴的一个朋友来家里玩，因为天冷他便主动提出要去4楼的天台上晒晒太阳。我和老伴欣然应允，并跟着一起上去了。

我家的房子是在2006年由几个儿子合伙盖的，一共4层，平面屋顶，天台面积有150多平方米。房子建好后，谁也没有想过怎么去利用天台，只是用于晒晒东西而已。这次倒是老伴的朋友提醒了我。“浪费，极大的浪费!在江浙一带，像你们家这个屋顶早就‘发了!”他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谈了很多：“作为城市建筑‘第五立面的天面(屋顶)绿化，是融建筑艺术和绿化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也是提高城市绿化水平的必然选择。”就这样，这位朋友和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办一个家庭小农场，不仅可以解决全家的吃菜问题，还可以消除我退休后的闲散和烦闷，两全其美!

办家庭小农场?这个新奇的建议深深吸引着我和老伴。在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后，便开始向家庭成员宣布这一计划。没想到，大家听完后都大力支持。我和几个儿子从郊外的荒地上挑来泥土，从市场上买来水泥、砖块，请人在周围砌起有图案的花基、搭起花架子、安装电线、接通水管。我们还盖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凉亭，摆上石桌，放进两把沙发、几张旧藤椅。我们天台上的小农场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建起来了。老伴给小农场命名为“武功桃源”，还拟了一副对联：武功邀醉月；泸河唱欢歌。

我们在天台上种上青菜、韭菜、四季豆、西红柿、南瓜、丝瓜、茄子、豆角、辣椒等。这些蔬菜除了满足自家之需外，我们还送给邻居和来访的亲友。我们把多余的青菜制成具有家乡风味的酸菜，把多余的豆角制成干豆角。每到春天，我们总要去花鸟市场买回一些盆景，摆在四周，每天精心侍弄着。天台上一片浓郁的绿色常常引来一些鸟儿，它们“叽叽喳喳”地欢唱着，给我的小农场增添了许多情趣。

如今，我退休了，离开了人际复杂的“战场”，进人了属于自己的“小农场”，享受着难得的安宁与恬静!一晃3年就过去了，我在这个世外桃源的天台上，当了几年的退休新农夫，享受着返璞归真的退休新生活，日子过得充实、舒心、惬意!

乐做字里行间的“哨兵”

陈宏德

我是1990年7月退休的，退休至今已有21年零4个月了，期间除了参与宜春地区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外，剩下的时间全是用来充当书籍、报刊的校读员，从事“围剿”错别字的工作。

我之所以对校读工作情有独钟，说来与原来的职业有关。我退休前是中共宜春地委党校的校刊编辑，不但要编稿，而且要兼做校对工作。大概是由于职业关系的缘故，我对错别字可说是“嫉错如仇”，平时阅读书报，若发现了错别字，我就禁不住提笔把它更正过来，才感到心安。我有时还给出版单位或报刊编辑去信勘误，先后得到诗刊社、解放军报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宜春日报社以及《新闻与成才》《杂文选刊》《老友》等期刊编辑的赞许，有的还寄来书籍表示酬谢。我曾经被《宜春日报》聘为编外审读员，至今仍担任《老友》的评刊员。

除了平时阅读报刊，帮其勘误差错外，我还会接受出版单位的校对业务。退休后，我先后给湖南文艺出版社校对过73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杜心武》，给江西人民出版社校对过近3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和《井冈山精神——中国革命精神之源》等书，给中共宜春地委组织部校对过《田野上的旗帜》，给宜春市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校对过500多万字的《宜春市志》。

在长期从事校读的过程中，我付出了很多的艰辛，饱尝了校对工作的酸甜苦辣。有句歇后语说：校对的职责——有错必纠。可是校对工作是件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其繁琐程度远比局外人想象的为过。校对时，要手、眼、脑并用，一个字一个字地去校；时间久了。眼花、脖子酸且不说，更主要的是责任太重。每当我的眼睛扫视文句时，精神异常紧张，惟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校对出错别字。这是分内的事；万一一时疏忽，放过了错别字，则是不可饶恕的失误。因为错别字是精神食粮中的沙子，它影响出版物的声誉，损害规范语言文字的纯洁性，甚至给读者以误导。

我切身体会到。校对工作难做，还因为校对人员有个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式。正如美国的机能心理学家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描述的：“当我们听一个人说话或自己读一页书时，我们想看到的东西大部分是由记忆所提供的，虽然我们看到印刷上的错误，但却会忽略它。想象为正确的字母。”譬如印刷清样上明明印的是“社主主义”，而我一眼掠过，就以为是“社会主义”，如果不仔细校读，往往会造成差错，

更麻烦的是，有时面对原稿千奇百怪的字体，我得很仔细地去辨认、分析。有的人写字比医生开处方的字还要潦草，我得使出像郭沫若破译甲骨文的功夫去推敲、琢磨。尽管校对工作是如此艰苦，但每當我想到历代的编辑家、出版家都十分重视校对工作时，就会倍增强烈的责任心，为了祖国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乐于做字里行间的“哨兵”。现在我虽年过八旬，但身体健康，视力也不差。今后要继续发挥自己校对工作方面的优势，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奉献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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