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向国

2012年伊始，“碳交易”成为舆论的热词。不可否认，“碳交易”之所以成为热词与欧盟试图单方面征收航空碳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探索建设国内的碳市场，以此走上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

以下内容可谓铁证。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政府首次以国家规划的形式，为“碳交易”列出了实施时间表。在此之前，2010年8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宣布在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开展试点工作。在此之后，2011年11月2 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北京召开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会议，确定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湖北、深圳和重庆7个省市作为“碳交易”的试点，计划在2013年正式实施试点工作。今年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暂行管理办法》，此后又对电力(火电)、建材(水泥、玻璃)、化工、有色、航空和钢铁等六个重点行业企业，进行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指南和报审模式研究。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碳市场的探索与创建的步伐。

然而，国内碳市场的探索与创建依然充满不可预见性，这不仅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还处在从发展向成熟转化的时期，还与碳市场本身具有的政府与市场紧密结合的特征紧密相连。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即使在市场经济成熟的欧盟等地，碳市场的建设依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经验可以借鉴、学习，但可否照搬存在疑问；同样，是否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无疑，国内碳市场的创建绝不会一帆风顺。“建立碳市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二五’期间主要是做好试点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十三五’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碳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第三届地坛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如是说。

无论如何，国内碳市场的创建以北京、上海、天津、广东等试点为龙头已经厉兵秣马，为2013年的“碳交易”努力做着准备。北京市副市长洪峰说，“(北京)将要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积极地推进北京市碳交易试点，坚持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推进节能减排，为建设世界城市、实现低碳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其他的试点省市也在积极筹划，竭尽全力。2013年，将成为中国碳交易的元年。

难而必进

没有成熟的蓝本可以直接应用——欧盟模式虽然成型但并不完善，而且趋于式微；碳市场需要的成熟市场机制，国内还不完全具备。建成怎样的市场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努力探索甚至是摸索。如同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只知道要去的方向。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实践一路坎坷

中国的低碳之路始自各省市碳交易所、环交所试点。在低碳热情感召下，全国掀起了试点热，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有30个左右，而据媒体报道则有100多个——国家试点就那几个，其他多数为自发性质。然而“蓬勃发展”结果却是只见开花不见结果。2011年4月，国内不少媒体对号称中国第一家主营二氧化碳交易的碳交易所——山东单县碳交易所的现状进行了报道。该交易所成立于2010年6月。然而，在成立10个月之后，当人们再次拨打该交易所的电话时，听到的却是“你拨打的号码不存在……”的回音。目前该交易所大门紧闭，院内杂草丛生，甚至连当地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政府部门亦无从知道其下落。据了解，除了成立仪式上为了应景搞了个签约仪式外，该碳交易所再无一笔碳交易。

单县碳交易所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别看各地碳交易所开得热闹，其实现在都还处在赔本赚吆喝的阶段，真正的交易没有多少。”一位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说。数据显示，各地碳交易所成立以来，进行的排放权交易屈指可数。像起步很早的北京环境交易所于2009年设立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自愿减排“熊猫标准”，但在2年后，才达成第一笔交易。其他试点情况与之大同小异，甚至远不如此。

对于困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早就心知肚明。早在国家确定“五省八市”首批低碳试点时，李俊峰就曾大吹降温之风，他说低碳试点工作不是“三五个月能有结果的，三五年能有结果已经是很乐观了”。他还指出，这些试点省份和城市可能走的路都不太一样，甚至一些路子走失败了也是可能的。如今，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2013年动起来只是第一步。这7个试点省市中如能出现成功的范例，就算其他的试点都失败了，那也算成功；即使都失败了，那也提供了教训，扫了雷，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因为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对于困难，国家发展改革委解振华副主任强调：“建立碳市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长期艰巨到整个“十二五”都是“探索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熊猫标准”是专为中国市场设立的自愿减排标准，从狭义上确立减排量检测标准和原则，广义上规定流程、评定机构、规则限定等，以完善市场机制。它的设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国内企业和个人就气候问题采取行动的需求。一些项目实现了减排或者清除，遵循熊猫标准的原则，被合格的第三方机构核证，并通过注册，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熊猫标准信用额，信用额可以买卖。它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全球碳交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此之难 为何还进

知难而进是因为意义重大。“开展低碳试点工作，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积极探索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既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强度的成功做法，积累在不同地区推动低碳绿色发展的有益经验，具有重要意义。”解振华在启动“五省八市”首批低碳试点时说。

建立碳市场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过度依靠能源环境支撑力发展模式必须转变的需要。“对中国来说，我们的低碳转型尤为迫切”，李俊峰说，即使没有气候变化带来的国际压力，中国也必须走低碳之路。“在‘里约+20’峰会上，有些记者问我，我们面临的国际压力有多大?（我说）不能说国际压力不大，（的确）很大，但是和我们国内压力相比较的话，那个压力是微不足道的。”李俊峰从国内能源环境的支撑力角度给出如下的分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煤炭消费差不多增长了7倍，发电总量、煤炭消费总量、能源消费总量现在都是世界第一，并且每年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我们面临的能源供应的压力、所形成的环境保护的压力非常大。目前我国人均GDP5000多美元，按照（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设想，2030年达到人均25000美元或者30000美元的时候，如果产业不转型，如果能源消费不转型，我们需要消费100亿～150亿吨能源，从现在的能源禀赋、供给看可能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转型。

如何转又是一个难题。“在传统环保问题上有很多国际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唯独在低碳发展上几乎找不到任何成功的案例。我们的现代文明、现代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重要的标志，而高碳是支持工业化和现代化最基本的条件，探索低碳发展我们找不到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李俊峰看来，要实现转型走低碳发展之路，就得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鼓励深圳做好开创者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此次7个试点省市既包括深圳又包括广东足以说明国家深知其难，希望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省市和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省市一起迎难而上，为中国的低碳市场创建摸索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煤炭消费差不多增长了7倍，发电总量、煤炭消费总量都是世界第一，并且每年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我们面临的能源供应的压力、所形成的环境保护的压力非常大。

直面我们的难

欧美建设碳交易市场也不是一帆风顺，也面临不少困难，但中国面临的困难有特殊性。首先，实现低碳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技术，而这一点却是我国的短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实现未来低碳产业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其中有42种是中国目前没掌握的核心技术。有行业内人士表示，“这还是相对保守的数字”，该人士举了一些实例，像LED照明耗能不到白炽灯的10%。国内LED企业的芯片90%以上从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口，这些芯片的成本占LED总成本的30%以上。成本居高不下，意味着投身LED照明产业有着极大的成本制约，非常不利于LED照明产品的推广和产业化。虽然国内也开始了LED芯片的研究，但技术水平和国外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其次，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欧美建设碳市场所处阶段不同。我国正处在相对高速发展阶段，而欧美则处在相对平稳、低速发展阶段。在经济增长方式没有转变的情况下，高速的发展只能依靠高耗能、高排放来支撑。

其三，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还将面临“锁定效应”的制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说，中国高出口、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容易被锁定在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路径上。由于经济规模巨大，基于化石燃料的技术和制度基础就具有更大的惯性。荷兰环境评估机构的研究表明，今后10年修建的高碳基础设施和设备在经济寿命还没到期的时候就必须报废，这造成每年的减排幅度需增加1倍，即减排成本由现在开始行动的2.5%上升到5%。

除上述困难外，碳市场需要的成熟市场我们也还没有完全具备；经济发展不均衡、人口众多等困难都是欧美国家不必考虑的问题。我国走低碳之路的确非常难，但只有走这条路，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锁定效应”本质上是产业集群在其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的机制,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与之相反，一种较其他技术更具优势的技术却可能因晚到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者而陷于困境,甚至“锁定”(lock-in)在某种恶性循环的被动状态之中难以自拔。

锁定效应的分类：技术性锁定效应、功能性锁定效应、认知性锁定效应和政治性锁定效应。

必须实现“惊险一跃”

马克思说过，由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可称为“惊险的一跃”，如能顺利跃过，资本家就能够实现利润；若跃不过，则摔碎的不是商品，而是资本家。要建立由市场主导的碳交易市场，就必须由自愿减排过渡到强制减排，这个过渡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场的惊险一跃。如果这惊险一跃不能成功，则意味着碳交易市场没有真正建立。

自愿减排——温柔的开始

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终目标是建立强制性、覆盖经济整体、一二级市场健全、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全国性市场。综合来看，当前各试点地区在碳交易市场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但总体上还处在推进自愿减排的研究摸索阶段。

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例。北京市是在全国较早探索开展自愿交易的地区之一，并在推动碳排放自愿交易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北京市环境交易所在全国首家推出了碳排放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并积极推动开展自愿减排交易。上海市的环境能源交易所是全国首家环境能源交易机构，借助世博会召开之机也积极开展了“世博自愿减排”活动。天津市同样在自愿减排交易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尝试。

然而，尽管各试点地区的排放交易所已经进行了努力的探索和尝试，但目前排放交易所的自愿减排交易生意仍都相当清淡，大多只具有“演示”性质。由于自愿减排以企业社会责任和觉悟作为前提，在缺乏总量限制激励的情况下，实际上需求十分有限。因此，在一些专家看来，如果没有强制性的减排约束，企业参与自愿减排交易本质上只是一种慈善行为，不可能具有实质性的减排意义，也无法真正对碳交易市场的构建起到足够的推动作用。

尽管如此，如果将自愿减排成功推进，则是对建立国内碳市场成功实施了柔中带刚的战略。实际上，自愿减排的推进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有这样的话，“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性工作，涉及面广，操作环节多，程序复杂，需要精心组织，严格管理”这足以说明自愿减排的推进存在不小的难度。然而，这只是建立真正碳市场的起步性工作，从2013年起，成熟的试点单位要向强制性交易作出实验、探索性质的迈进。

世博会首个自愿减排馆——万科馆，其外墙建筑材料为天然麦秸板，造型似金色麦垛。

强制减排才是真正所需

各试点地区的自愿减排交易的尝试只能作为建立强制性交易碳市场的温柔一刀。这个温柔一刀只起引渡作用。对此，李俊峰毫不避讳地说到：“我不认为自愿碳减排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真正的碳市场，说句不好听的话自愿碳市场是一种游戏。”建立市场主导的强制性碳交易市场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如何实现国内碳交易市场从 “自愿到强制”的突破，是整个国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核心环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宣晓伟说，碳交易市场实质上是政府一手创建的市场，没有政府施加强制性的约束，光靠企业的自觉和自愿，根本难以带动整个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只有建立强制性的市场，才能真正给二氧化碳的排放定价，引导全社会的预期，有效调动各种节能减排资源。也只有建立强制性的市场，才能真正开始尝试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培养和锻炼相关的机构和人才。“由此看来，从‘自愿到强制’的突破是我国整个碳交易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惊险一跃’，它的实现将使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发生质的变化，迈不出这一步，就谈不上碳交易市场的未来发展；也只有跨出这一步，国内碳交易市场才能真正向着能够充分调动配置减排资源的目标迈进。”

实现“强制”必须首先跨越“最大障碍”

宣晓伟认为，实现由自愿到强制的飞跃，必须首先跨越最大障碍，当前障碍从根本上来看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能力、二是决心，能力不足、决心不够是制约试点地区开展强制性碳交易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宣晓伟针对上述两个最大障碍，开出两剂药方，“ 破除‘能力不足、决心不够’的根本障碍，应遵循两个策略：一是必须明确强制减排的目标和方向、坚持干中学的方针。”他分析说，二氧化碳的统计监测体系建设滞后、相关机构人员数量不足和培训不够是能力不足的突出表现，也是制约当前试点地区强制性碳交易开展的主要障碍。“试点地区对强制性减排的市场要勇于尝试、敢于尝试，只有先做起来，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完善机制、锻炼人才、培养能力。”宣晓伟的第二剂药方是选择切实可行的方法：“在目前的体制安排和现实条件下，要想让地方领导不顾及强制减排对地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根本不现实的。然而只要强制减排，将必然对本地企业产生影响、对地方招商引资带来困难。所以，要想让地方领导下定决心在本地开始尝试强制性碳交易，一方面要加强研究，进一步弄清建立强制性减排市场对地方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使其充分认识到率先采取减排措施也会对地方经济带来长远的益处，能够真正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尝试各种方式的强制减排措施，从最容易开展、影响可控、不确定性小的强制性减排市场进行突破。”

对于决心不够的问题，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陈欢表达了与宣晓伟类似的观点，他说，推进碳市场强制交易，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防止内耗，“关键是大家（政府各部门）愿不愿共同努力，因为这是一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有时甚至是对自我（相关部门）利益的消解甚至否定。”陈欢的言外之意不难理解：各个政府部门会为既得利益患得患失，而这将成为推动强制碳交易的阻力。

选准突破口

在解决对推进强制交易制约最大的“能力不足、决心不够”的问题的同时，选择正确的突破口尤为重要。因为强制碳交易比自愿交易更加复杂、难度更大。

从特定行业入手

宣晓伟认为，在特定行业首先尝试开展强制性的碳交易是现实条件下国内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可行策略和关键步骤。之所以选择特定行业做突破口原因如下。首先，碳排放交易涉及一系列的合约执行和监督，履约成本相对较高，一般的小企业难以开展，而特定行业的大企业，实力强、稳定性高，能源审计、人员培训等相关基础性工作开展较好，易于开始试点推行相关的碳交易。其次，特定行业大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在整个国家的碳排放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特定行业大企业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对节能减排的总体形势会有显著影响。第三，在特定行业开展碳减排，技术标准易于制定，可操作性强，行业减排方法在全球整体减排策略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根据目前试点省市公布的资料，都是选择了能耗高、排放大的行业。上海市将钢铁、石化、化工、有色、电力、建材、纺织、造纸、橡胶、化纤等工业行业列为重点行业。广东碳交易“控排企业”工业企业共827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067.8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2%，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2.7%。深圳宣布，将实施碳强度约束下的配额交易，对纳入碳交易体系的重点碳排放企业进行强制性减排，初步选定了26个行业的近800家企业，合计碳排放占深圳2010年总量的54%。

上述情况说明，试点地区都选取了特定的行业开展碳交易。宣晓伟说，在选择的过程中，应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要选取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开展碳交易。二是要事先明确目标、适时扩大碳交易覆盖的行业范围。因为不同主体的减排成本差异性是碳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一个功能完善的碳交易市场，必须要覆盖足够多的行业以反映减排成本的差异性，才能真正发挥出配置减排资源的作用。宣晓伟强调，尽管在开始阶段出于现实的考虑，试点地区碳交易市场的建设只覆盖一个或几个少数行业，但应事先明确排放权覆盖行业范围的长期目标，适时地扩大碳交易覆盖的范围。

选择行业突破口后，在国家层面可以适时开拓从区域试点到全国市场的突破口，乃至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的突破口；地方层面和国家层面考虑在成熟的时候开拓从一级现货市场到二级金融市场的突破口。就目前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恐怕最需要的就是在强能力、下决心的情况下正确选择行业突破口。

广东碳交易“控排企业”工业企业共827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067.8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2%，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2.7%。

从发展之初入手

创建碳市场是强迫已发展的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难度很大。与其先任由发展再强迫转向莫如从发展之初就走低碳发展之路——降低碳发展的理念、方法与扶贫工作结合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地坛论坛上谈到碳市场建设时曾提到过几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应将碳市场的建设与扶植贫困地区的发展结合起来”。此外，在2012年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仪式上，解主任也谈到碳市场建设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结合的提议，他说：“希望北京市不光在市内、行业、企业、单位之间开展交易试点，能不能和中西部的地区结合起来，借用合同能源管理的方式，来保证交易”，“中西部地区要的是技术和资金，北京市要的是低成本得到的减排量，国家要的是总体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能不能找到一个共赢的办法，但是又能够用最低成本降低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

这种结合，在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副主任武春玲看来，就是“碳扶贫”。“在如今的情况下碳扶贫是最好的办法”，之所以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是因为全国1.28亿贫困人口呈现大分散、小集中态势，形成了一些集中连片的特殊困难地区，且致贫原因复杂，其贫困问题往往与生态问题、民族问题等交织，继续沿用常规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需要开发创新性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扶贫开发面对的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总量和财政能力大幅提升，为扶贫开发提供了更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引发的国际气候博弈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况下，低碳发展的紧迫性空前凸显。因此，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如何在低碳目标的约束下避免重蹈传统高碳发展模式的覆辙，是扶贫工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武春玲告诉记者，美国环保协会从2008年开始先后与新疆、四川和陕西省地方政府开展滴灌、沼气和测土配方施肥等农村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事实证明，在农村开展这类项目，不但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还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和知识技术水平，并增加农作物产量。如此看来，在尚未发展的贫困地区走低碳发展之路，以避免高碳覆辙既有国家层面的要求，也有现实可操作的例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低碳扶贫，从发展之初发力，是走低碳发展之路的可行路径。

期待2013

2012年即将过去，在这一年里，为了中国碳市场的建立，7个试点省市各显其能、竭尽全力。这一年可谓是引爆碳热度的风生水起之年。2013年值得期盼。中央层面已经下了决心，就看地方政府的了。正如李俊峰所言，地方政府要下决心，高碳产业像钢铁、水泥这些行业已经过剩了就不要快速发展了，必须要做好规划，要创造出好的发展思路。如芬兰，过去主要以纸浆、化肥为支柱产业，后来发展了通讯业，培育出诺基亚这样的全球企业品牌，彻底改变了它的产业结构，从高碳转向了低碳。他还说，欧洲之所以在低碳经济上走这么远，是因为他们采取了碳交易制度和EUETS（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制度，因而推动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德国、丹麦等采取了新能源政策，造就了新能源产业，我们要学习国外经验，出台一系列鼓励低碳经济政策，才能使产业发展。

不论怎样，中国的碳市场建设已走向为了碳交易实质发展的元年——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