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084）

一 “传统与现代”：进化论思路与革命化路径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风起云涌，跌宕起伏，常被称为“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借用顾诚《南明史》开篇的精彩文字来说：“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叠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1］应和着这样一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局，林林总总的理论思想和学术话语纷至沓来，潮起潮落，围绕着现代化以及所谓现代性，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尤以1919年的“五四”和1989年的“六四”为高潮。简言之，各种现代性话语似乎不外“古今中西”四个字，而古与今、中与西又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参透这四个字，也就差不多把握了现代中国的变迁脉搏。

关于古今中西的现代性问题，迄今形成两种基本思路。一种可以概括为“传统与现代”，亦即进化论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中国在遭遇西方冲击前，长期处于封闭、保守、停滞的状态，清代更是带有封建、专制、落后的胎记。而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则体现着文明、进步、开放。所以，中国无论救亡图存，还是走向世界，都必须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种思路又分为两种不同或对立的路径，一种不妨称为“自由化”路径，如美国汉学鼻祖、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冲击与反应”模式（impact and response）。这一路经将西方的现代化冲击视为近代中国一切变化的枢纽，故着眼“走向世界”“国际接轨”，就像胡适倡导“全盘西化”①，今天一些人宣扬“新四化”——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