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凤

(华侨大学，泉州362021)

1 语码转换研究回顾

1.1 术语和定义

语码转换和混用研究始于西方，术语主要有codeswitching和code-mixing.虽然学界对二者的内涵和差异的阐释存在分歧，但多数主张统称为语码转换，指一个句子中或两个句子之间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是说话者停止使用语言A而开始使用语言B的现象(Clyne 1992:161)，或在同一话语中用属于另一个不同语法系统或子系统的词汇或句子来替换原来语言中对应的部分(Gumperz 1982:59)，或交际双方应用言语和非言语符号把当时当地所说的话语与过去经历所获得的知识联系起来，以重新获得他们继续参与会话及评估会话意图所必须依靠的预设(Gumperz 1992:230)。

1.2 主要研究类型和理论

在对会话中的语码转换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构建出众多有关语码转换作为交际策略的理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研究对语码转换的社会动机感兴趣，认为代码携带社会意义，语码转换是一种具有社会和交际意义的会话策略，在双语社区相关编码往往是一定社会站位(social stances)、言语社团成员的群体身份或权利与义务集合的标识(Gumperz 1982;Heller 1988;Myers-Scotton 1993a，2001)。另一类研究强调会话序列，关注语码转换的会话模式以及语码转换的方向对构建话语意义的重要性，认为任何情况下语码转换的意义都产生于会话序列及会话交流的协商过程中，只有置于语境中才能正确理解(Auer 1984，1995，1998)。把语码转换视为交际策略的还有Gile＆Ryan(1982)的调和理论和M.G.Clyne(1991)的触发观念。

此外，西方学者也关注句内混用的语言内部规律，形成以Poplack(1981)为代表的制约规律研究、以C.Myers-Scotton(1993b)为代表的制约框架模式研究以及Sebba(1998)为代表的制约策略研究(许小颖2007:114－119)。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趋势

西方学者的研究涉及语码转换的功能、结构、动因等，除了运用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方法外，还引进优选论(何丽2010)及最简方案(陈立平2009:16)。近年来的研究呈现以下趋势:1)继承传统研究口语语码转换现象以考察研究结果是否支持上述理论(Shulamit 2006);2)另辟蹊径研究书面语篇中的语码转换现象以考察上述理论是否适用于解释书面语篇的语码转换现象(Callahan 2004);3)兼收并蓄借助多学科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Jonsson 2010);4)顺应潮流关注互联网虚拟交际的语码转换现象(Danet 2007)。

2 汉语语码转换研究:探索范围及主要议题

本文所述汉语语码转换研究，包括大陆外语界及大陆以外语码转换研究者针对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以及欧美等海内外华人日常交际中语码转换现象进行的研究。研究的语言包括远距离语言对普通话/英语、汉语方言/英语以及近距离语言对普通话/汉语方言等。有必要说明的是，海外不同地区对汉语普通话有不同的说法，如新加坡称为“华语”，台湾称为“国语”，本质上都是汉语普通话的变体，因而本文所称的汉语实际上涵盖这些普通话变体。

2.1 大陆外语界汉语语码转换研究

2.11 基本现状

大陆外语界对语码转换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关文献最早见于王得杏(1987)，后逐渐升温并呈逐年上升趋势①。研究视角几乎触及西方语码转换研究的所有方面，包括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句法学、会话分析和外语教学。研究方法分为综述型、专题介绍评论型、定性分析型、定量分析型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型(陈立平2009:20－24)。总的来说，目前大陆外语界对汉语语码转换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验证国外研究理论多，理论拓展或创新较少;2)各学科研究不平衡: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多，其他学科研究少;3)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年轻时尚的大学生或白领，涉及中年以上人士语码转换的研究很少;4)理论研究偏多，实证研究较少;少见在动态语境下分析交际策略的研究;5)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

2.12 语用理论在语码转换研究中的拓展和应用

语用学对语码转换的研究主要是对语言使用者在具体的语境中的语言运用和理解开展动态研究，旨在发掘心理、认知、文化等因素在语码转换中发挥的作用。语用学视角的研究将各个领域的不同理论与语用学的基本观点相融合，可以提供一个包括语言、社会、认知和文化等在内的理论模式。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语用原则和语用学各理论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并在解释具体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中加以拓展和应用。

黄国文(1995)提议在Grice方式原则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语码转换的研究。他认为语码转换是一种语言的标记性形象，在言语交际中有混编语码的话语是有标记成分，谈话人通常在这样的表达形式里寄寓一定的含意，因此可以通过语用学的方式原则找出它们的一般意向含意，即唤起受话人的认同感、增强沟通的互信力和交际流畅程度。而在具体的话语中，这种总的意向又可以体现为不同的交际功能。

刘正光(2000)把外语学习者的语码转换与人际交往中的面子保全原则结合起来。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他们有说母语消极的面子需求;但同时他们也有说外语的需求，这是积极的面子需求。因此在交际过程中，语码转换通常用来保全面子。他同时又分析语码转换本身的双重特点，即一旦积极面子得到满足后消极面子必然受到威胁，反之亦然。为了保全面子，说话者可以通过语码转换完成很多事情:展现权利，维护团结，维持中立，表达身份等等。无论我们通过语码转换做什么事情都涉及到面子原则。

于国栋(2000，2004)根据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提出语码转换研究的顺应性模式。他认为语码转换是语言选择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人际交往中颇受关注的交际策略之一。交际者之所以要进行语码转换是为了进行顺应以实现或接近某个或某些具体的交际目的。在这个动态过程中，交际者要遵循各种语用规则才能获得针对某个具体的语码转换的意义。语码转换的意向主要是为了顺应语言现实、社会规约和心理动机。

2.2 大陆以外研究者汉语语码转换研究

大陆以外汉语语码转换研究指针对香港、新加坡、台湾以及欧美等地华人日常交际中的语码转换现象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与目前西方学者的研究趋势一致，除了验证及延伸传统语码转换研究理论外，更多的是兼收并蓄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不断拓宽语码转换研究框架，从学科视角、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到语料来源等均呈现前所未有的灵活多样性。

2.3 验证及延伸西方传统的语码转换理论

2.31 对Gumperz语码转换的社会语言学理论的验证与延伸

Blom＆Gumperz(1972)区分两种类型的语码转换，即情境式转换和喻意式转换。后来Gumperz(1992)阐述了语码转换的语篇功能及交际的动态性，把语码转换看成一种语境化提示手段，并指出交谈中语码转换的6个动因。该模式激励人们建立以个人的选择为焦点的动态的语码转换模式(陈立平，2009:9)，被认为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语码转换交际策略的奠基之作。很多学者的研究对此模式加以验证，并进行细微的删减或补充。J.Gibbons将香港语码转换的交际策略分为强调、澄清、避免重复、引用4类;认为在香港大多数掺杂在广东话中的英语词语并不是词汇缺口，而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说话者要表达的特殊意义，具有表达“组内认同”等标识性意义(Gibbons 1987:85)。W.J.Tay(1989)针对能流利使用英语和华语的大学毕业生实际交谈中15个语码转换的实例，分析新加坡主要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证实Gumperz的6种动因并同时指出，语码转换除了要从形式和功能的角度研究外，交际策略的研究也很重要。除了Gumperz的6个因素外，Kamwangamalu和Lee(1991)进一步指出语码转换可用于才智、现代、组内身份认同的标识在不同场合中运用。

2.32 对Scotton的理性选择模式和主体语言框架模式的验证与延伸

语码转换研究的杰出学者 Myers-Scotton(1993a，2001)把语码转换视为一种熟练行为，提出语码转换标记模式或称理性选择模式。根据该模式，当双语社团成员意识到在即将发生的会话中使用语码转换将有利于他们的成本－效益平衡时，他们便会使用语码转换。说话者被视为是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行为者，但从交际角度看，对他们选择的代码进行解释会受到他们社团特有的规范性框架(normative framework)的制约。她还根据动机因素把语码转换分为无标记语码转换、有标记语码转换及探索性语码转换(Myers-Scotton 1993a:149)。Myers-Scotton认为在混合语言中主体语言和嵌入语言呈现非对称关系，主体语言占主导地位。在任何语码转换中，语素较多的那种语言就是主体语言。

M.Y.Wei采用 Myers-Scotton(1993a，2001)的方法把语码转换的研究延伸到政治语篇领域——台湾竞选活动中。在该领域中，一种语言选择的推理产生的歧义往往期望“回避所谓的责任以重新界定人际界限或在另一个角色寻求庇护”(Wei 2003:139)。该研究认为理性选择模式有助于解释双语者如何进行理性的、个性化语言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收益，并把政治风险降到最小。

许小颖(2007)选定某个福建社群同安籍家庭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家庭聚会为调查语域，全程录制多名41－60岁中年兄弟姐妹交谈的全部会话，对语码转换和混用动因、语言制约因素等多个课题进行研究，以验证Myers-Scotton(1993b)提出的主体语言框架模式。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对说话人以及社群成员的语码选用的长期印象以及对交谈中说话人和听话人的即时的语码选用的感知都对语码转换和混用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也发现主体语言不断变动的特点，反映出新加坡福建社群在语言政策的作用下华语逐渐步入家庭，说话人在家庭中从只使用福建话到转换和混用福建话，进而走向使用华语为主、方言为辅的语体的发展趋势，这是新加坡华族家庭语言使用状况变化的缩影。该研究得到周长楫先生的高度评价:作者呈现了大量第一手的调查材料……该论文对有相似语言情景的华族社群的语言研究具有高度的启发性(许小颖2007:序言)。

2.4 兼收并蓄其他学科理论和概念，不断拓宽语码转换研究框架。

随着其他学科理论的不断发展和语码转换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陆以外汉语语码转换研究者兼收并蓄社会学、语用学、医学心理学和语言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不断拓宽汉语语码转换的研究框架。

2.41 社会学社会网络概念和立足点概念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主要分析不同社会单位(个体、群体或社会)构成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及其属性。Li和L.Milroy(1995)将社会网络概念引入语码转换研究，分析网络结构影响下伦敦华人社团英/汉转换的代际差异并发现个人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在语码转换的频度和结构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对这些英汉双语者来说，语码转换是用来标示优选结构、修正机制和插入语符列等会话结构的例行程序。

社会学家E.Goffman(1981)的立足点理论(theory of footing)用于描述活动参与者如何框定事件以改变说话方式。互动者如果改变对某事件的框定方式时，除原选择立场可能改变外，面对他人时的立足点也会移动，协助调整互动人际关系，构成日常生活中自然的说话方式;语码转换可以看成是实现立足点移动的手段(Goffman 1981:128)。Su(2009)应用E.Goffman(1981)的立足点概念和Brown＆Levinson(1987)的礼貌概念，探讨一位台湾双语者在3通电话对话中闽南语/普通话语码转换的情况，并论证语码转换如何与其他语言资源相结合，服务于会话内部结构的组织并在处理高度威胁面子行为时藉此改变立足点。研究发现:序列层面上，语码转换起着组织会话的内部结构的作用;交际层面上，在面子受到威胁的情景下，语码转换被用于协商人际关系或调用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是社会上通用的、双语者在日常交往中实施各种任务可以获取的多种资源之一。该研究把E.Goffman对语码转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2.42 语用学面子概念与礼貌理论

P.Brown和S.Levinson(1987)的礼貌论和面子观注意到如何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社交关系。面子概念在礼貌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地说，面子就是每个人意欲为自己争取的公共的自我形象(何自然冉永平2009:98)。有些行为本质上威胁面子，当说话人实施威胁面子行为时，他/她会对面子损失的危险系数及交际的效度进行评估，然后在多种选择②中选用一种策略，提供至少一个可理解意图，由此行为者不能只实施一种特殊意图。

Wang(2004)、M.Y.Wei(2003)和 Su(2009)把Brown＆Levinson(1987)的礼貌理论及面子概念分别用于解释美国和台湾双语者语码转换现象。Wang(2004)用会话分析法研究会话的动态性，研究美国移民家庭同代人之间如何在家庭会话中通过普通话/英语语码转换构建彼此间友善的社交关系;并发现在跨文化语言接触的情形下说话者通过语码转换展示礼貌、保全面子，是构建友善关系的一种积极的、加分的策略。M.Y.Wei(2003)的研究侧重政治语篇，发现当面子受到威胁时，交际者也可以策略地使用语码转换创造歧义以唤起一种间接性和不确定性的感觉，用来回避所谓的责任以重新界定人际界限或在另一个角色寻求庇护。此外，Su(2009)的研究表明在面子受到威胁的情景下，语码转换可用于协商人际关系或调用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是社会上通用的、双语者在日常交往中实施各种任务可以获取的多种资源之一。

2.43 医学心理学家庭动力学概念

家庭动力学(Family Dynamics)是一门研究家庭内部的心理过程、行为、沟通以及家庭和外部环境间交互作用的学科。家庭系统的各部分以互动的方式交流，在时间的流程中，通过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自己的历史故事、经验、规则、价值观、关系互动模式。

Zhu(2008)的研究考察变化中的英国华人移民社团家庭动力学和价值观，关注话语背后的社会文化动机。在代际交流中不同生活阅历的说话者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往往持不同看法;在旅居国外的家庭里，代际间生活阅历差异非常大，形成彼此冲突的观点和价值观。研究案例中的两个孩子通过策略地使用语码转换质疑传统规范来挑战和对抗父母在家庭中的权威、解决冲突性观点和价值观。研究表明，话语中语言选择、语言偏好和语言态度导致会话含意的产生。一种语言与一套文化价值观之间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语言选择与家庭关系动力学、家庭内协商等交互作用的结果。多种语言使用形式促使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价值观的出现。该研究为语码转换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的研究添加新的维度，对有关散居和移民社团的社会文化价值的变化提供全新的解释，对双语语码转换的语用学普遍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除了上述学科理论的引入外，Su(2007)认为语言人类学家Elinor Ochs(1992)的指标性(indexicality)概念有助于理解某些语言的方言或语言使用形式如何能够表达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将其引入语码转换的研究，探讨台湾的互联网语言使用现象。因与本课题的语用学视角关系不大，在此恕不赘述。

3 结束语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1)语码转换理论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个案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现。2)语码转换研究可以兼收并蓄，借助多学科新理论进行跨学科研究。语用学的礼貌理论、面子概念、顺应性理论以及用于诠释文化传承性进化规律的语言模因论等都能为语码转换研究拓展出全新的、合理的解释。3)大陆学者与大陆以外汉语学者语码转换研究方法有很大不同。前者多采用思辨、内省、考据等定性研究方法，宏观的论述、描写较多，微观层面的精细分析和有价值的模式化个案研究较少;后者更多地采用定量分析的国际惯例，是以经验性的证据为依据、以严密的逻辑为准绳、以量化为主要手段的实证研究。此外，国内大部分研究都以少数经过作者选择的交谈实例为语料，数量不足且不具连贯性，少见在动态语境下分析交际策略的研究。4)研究的语言对呈多样化态势，研究对象群体不断拓宽。不仅涉及远距离语言对，也涉及近距离语言对;既有针对语码转换频率最高的同代年轻人间语码转换使用的研究，也有对代际交际中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5)海外华人语码转换研究成果中，基于自然语言会话的语码转换研究较多，基于书面语的语码转换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从语用学视角看，语码转换研究可以而且应当纳入更广泛的、超越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所局限的语用学各个理论和概念的构建中，这样不仅可以拓展语用学理论，也能拓宽语码转换研究框架;方法上应该与国际接轨，更多地采用国际惯例，对语码转换进行动态的实证研究;近距离语言对普通话/汉语方言间语码转换研究尚需深入;不仅要关注同代人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更要关注代际交际中语码转换现象的研究，从语用视角进一步挖掘语码转换的理据和功能;此外，互联网作为语码转换和混用的多发领域，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注释

①1987～2010年CNKI网语码转换研究论文862篇;其中87～90年4篇，91～2000年70篇，2001～2010年788篇。

②从最有效但最不能挽回面子的直截了当式到间接、含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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