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贤静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400715）

从“罗斯受洗”看拜占庭对俄罗斯宗教的影响

黄贤静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400715）

东正教曾被誉为俄罗斯文化的核心，通过阐述罗斯接受东正教的过程，即其从原始多神教信仰到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转变过程，分析拜占庭东正教对俄罗斯宗教的影响。

罗斯受洗；拜占庭；俄罗斯宗教

俄罗斯文化从9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国家建立至今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良格人、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在众多的影响中，拜占庭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可谓深远。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则把俄罗斯文明看作拜占廷东正教文明的子文明。有学者认为，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就是东正教。而俄罗斯的东正教发端于拜占庭，并通过经两国修道院或个人直接传入或是经南部斯拉夫国家（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间接传入，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播途径，拜占廷文明一经传入便具有浓厚的宗教和斯拉夫文化色彩。东正教开始大规模输入罗斯，源于“罗斯受洗”。俄罗斯国学大师利哈乔夫在其《解读俄罗斯》里面甚至认为—“种族所有的开始纪念日都是假定的。但是如果说到俄罗斯文化假定的开始日期，那么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我认为988年是最有根据的。”[1,p59]本文以“罗斯受洗”为切入点，阐述罗斯接受东正教的过程，分析拜占庭东正教对罗斯宗教的影响，并尝试在此基础上对拜占庭对俄罗斯文明的影响做一些解读与分析。

一、古罗斯的多神教信仰

“罗斯受洗”之前，俄罗斯是信仰多神教的国家。在古罗斯，多神教崇拜和祭祀的对象起初都是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如日月江河、风雨雷电、树木丛林、各种动物等等。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雷神佩伦，太阳神霍尔斯和达日博格，风神司特利博格，繁殖神和土地神西马里格尔和莫科希等。这是因为古罗斯过着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主的生活，他们的科学知识有限，对自然的异常现象和变化往往作出错误的结论与反应，导致了对大自然现象的祭祀和崇拜。多神是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多神教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俄罗斯著名学者利哈乔夫就曾指出“多神教并不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是各种信仰、崇拜的一种相当混乱的总合，但不是一种学说。这是各种宗教仪式和一大堆宗教崇拜对象的集合体。”[1,p44-45]但伴随着古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多神教信仰影响着古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体现着古罗斯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俄罗斯学者多次肯定多神教对古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起的积极作用，就像雷巴科夫院士在其著作《古罗斯人》、《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基辅罗斯和12-13世纪的俄罗斯公国》、《古罗斯文化史》里所论述的那样[2,p29]。

但随着古罗斯封建社会的发展，多神教信仰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古罗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首先，多神教信仰不能为政治上的统一提供思想基础。遍布罗斯各地的多神信仰不利于国内团结，也不利于国家统一管理。其次，国际局势使罗斯放弃原来的多神教信仰，寻求更先进的思想文化。罗斯周边各国都纷纷抛弃多神教，接受一神教。同是斯拉夫民族的西斯拉夫人捷克和波兰先后接受罗马天主教，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则从拜占廷接受了东正教，东方是穆斯林世界。而且多神教信仰巩固的是古罗斯宗法制—部族的生产关系，流行的是血亲复仇、活人贡品、妻子为丈夫殉葬等愚昧、野蛮的原始习俗，已与时代的要求相违背，多神教往往与野蛮和未开化联系在一起。继续信奉多神教严重阻碍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之，基辅罗斯的封建社会发展和外部世界的环境都迫使弗拉基米尔大公尽快地摆脱多神教信仰，只有这样基辅罗斯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得到更好的发展机遇。

二 “罗斯受洗”——拜占庭宗教外交与罗斯主动选择的产物

尽管意识到了多神教的不合时宜，弗拉基米尔大公依然对多神教信仰恋恋不舍，还曾试图对其进行改革。公元980 ～981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基辅城郊建立了万神殿，把多神教的太阳神霍尔斯、光明神达日博格、雷神佩伦、风神斯特利博格、播种神西马里戈尔、生育女神莫科希等主要的神像都摆了进去，还把雕成银首金须的雷神佩伦封为万神之首。应当说，弗拉基米尔把这些神摆进万神殿基本上考虑到了东斯拉夫人各部族的主要崇拜偶像。他这样做的本意是整顿东斯拉夫各部族意识中多神教信仰的混乱，改变古罗斯多神教教徒的崇拜与祭祀“各自为政”的状况，突出雷神在诸神中的地位，渴望以此来体现和加强罗斯的统一以及基辅在全罗斯的地位。但实际上他的改革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多神教改革失败并没有改变他意识中的多神教应当有一个“中央神”的观念，这种观念为他后来过渡和接受基督教一神教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拜占庭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一直实行宗教外交。具体战略就是利用自己优越的基督教地位来巩固自己的势力，加强和改善与各卫星国的关系，以达到政治目的。拜占庭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皇权大于教权，教士既是教会的代表更是皇帝的使者，他们所履行的职责通常带有政治目的。宗教外交是实现拜占庭传统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拜占庭对东欧外交的一个鲜明特点，具有宗教和政治的双重性质，但本质是政治的。

从10世纪下半期开始，罗斯成为拜占廷宗教外交的重点。其实，拜占廷对罗斯的宗教攻势早在罗斯受洗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展开。至弗拉基米尔受洗前，罗斯亲兵和商人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基督教。957年奥丽加受洗标志着拜占廷宗教外交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一年，奥丽加访问君士坦丁堡，受到拜占廷皇帝以最高规格的礼仪两次盛情款待。奥丽加颇为感动，接受基督教受洗，成为基督徒。奥丽加的受洗，为30年后她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铺平了道路。

当得知弗拉基米尔在987年派使臣考察各宗教时，拜占廷皇帝遣使游说弗拉基米尔，并下令牧首全力以赴，穿上最好的法衣，在拜占廷最豪华的大教堂圣·索菲娅大教堂举行优美壮观的礼拜仪式。据说弗拉基米尔派出的使团对君士坦丁堡的经历印象深刻，他们是这样向大公汇报的“……我们又到了希腊，立刻被领到他们祭祀自己的神的场所，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是置身于天上还是地下，因为地面上从没有这样的景色和美丽的地方，甚至连故事里也不可能想象的到。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人和神浑然融合为一体，他们的祭祀礼拜仪式独占鳌头，绝非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我们无法忘却那里的美妙，正如一个品尝过甜食的人，以后就再不会愿意吃苦食品了。”[3]以上这些，都促使了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决定接收东正教为国教。当然，其中也不排除这样的考虑，即拜占庭当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有很强的实力，是东正教文化、艺术和神学的中心，而拜占庭东正教的祈祷使罗斯使者倍感自己生活在多神教世界的落后与愚昧，双方的地缘位置更利于罗斯东正教的普及与接受。

而罗斯受洗的历史机缘就在988年，当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派6 000人的精锐部队帮助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击败了觊觎皇位的军事将领瓦尔达·福基的部队。当时大公出兵的条件就是拜占庭皇帝答应他对安娜公主的求婚，但瓦西里二世在摆脱危机之后就后悔了。于是弗拉基米尔大公占领了克里米亚的赫尔松，迫使拜占庭皇帝兑现诺言。拜占庭方面以基督徒不能嫁与异教徒为借口推脱，还表示如果大公能受洗成为基督徒，即可与公主成婚。对此，大公表示接受。

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赫尔松接受了洗礼，带着新婚妻子安娜和拜占庭神甫以及圣像和法器回到了基辅。而后弗拉基米尔立即下令摧毁所有多神教偶像，将基辅市民全部赶入第聂伯河受洗。这就是罗斯受洗，罗斯受洗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罗斯受洗也遭遇了一些抵制。抵制形式有两种：暴力的与和平的。暴力抵制主要集中在罗斯北部和东部的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和穆罗姆地区[4]。991年，诺夫哥罗德人发动暴动。原因是新派来的基督教主教嘲笑诺夫哥罗德的多神教信仰。东北部是罗斯的多神教信仰中心，多神教势力强大。此外，诺夫哥罗德人暴动的另一真实动机是反抗基辅大公，因为诺夫哥罗德政体为共和制，崇尚自由，与西方联系密切，长期与基辅大公不和，反对后者的专制。

和平的抵制方式主要是指“双重信仰”，这种抵抗方式持续时间更久，影响更加深远。西部和南部居民虽然和平地接受基督教，却偷偷地保留了许多传统多神教习惯，有的习俗甚至还有所发展。渐渐地，罗斯人将基督教与古老传统习俗相结合。基督教会不得不默认，顺应时势将多神教一些习俗节庆转换为基督教的节庆。于是，罗斯的基督教有了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特色。“双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对抗现象，是罗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再消化后的产物。

三、“双重信仰”时期

罗斯受洗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立即取代了多神教。实际这只是把基督教作为统治宗教的正式宣言和对多神教崇拜的禁止罢了。罗斯基督化的过程是一个历经数百年的漫长过程。这期间产生了罗斯历史上的“双重信仰”现象，即多神教——基督教的宗教混合形象，并且“双重信仰”成为基辅罗斯时期文化，乃至基辅罗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古罗斯文化的一个特征。

尼·米·尼科利斯基在其《俄国教会史》中认为“基督教的神话和崇拜根本不适宜于第聂伯河沿岸地区的生活条件。……基督教教义的主要内容，即赎罪的内容，与新皈依的群众格格不入。耶稣基督这个救世主是他们所不理解的，并没有使他们感动；由亚历山大里亚人围绕着有关基督的宗教信条所编织的其余整个哲学神智学体系，在斯拉夫人听起来也是十分陌生而奇怪的。”[5,p23-24]但是，拜占庭教会的基督教中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可能使信仰的改变得以巩固。希腊神甫在佩戴利剑的亲兵的伴随下，不仅传播新的宗教，而且宣传为了这一宗教而对王公政权的顺从。另一方面，拜占庭的基督教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神学的抽象观念，与这些观念同时并存与基督教框架内的还有东部帝国和西部帝国五花八门的各种民间宗教的许多残余[5,p24]。尼科利斯基认为，在拜占庭的土地上，就已经出现了那种双重宗教信仰现象[5,p25]。

由于对圣骨和圣像的盲目崇拜以及圣礼和仪式的魅力，这一双重信仰就成了第聂伯河流域的宗教与拜占庭的基督教发生结合的一个层面。第聂伯河流域的人在教会赋予神奇力量的基督教圣徒和圣物中重新看到了已经失去的专门的保护神和崇拜物。他们发现自己不可理解的宗教仪式是对昔日法术的替代，而且把修道士和神甫看作是术士。最后包含灵魂不死与复活教理的拜占庭丧葬仪式很容易地就与原始的死者崇拜结合起来了。这是因为上述这一切基督教信仰和崇拜的因素，实际上也都来自同一些万物有灵论的始祖。尽管这种观点经历了希腊宗教和基督教的长期加工改造，但它们依然很容易地去掉一切后天变异的结果而恢复到初始的形成。而古罗斯的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就是万物有灵论，由此二者找到了契合点。另外，这种“双重信仰”现象的形成不能不提到拜占庭传教士的教育方式。希腊神甫承认斯拉夫人的无数神袛的存在，但将其视为鬼怪，承认旧祭祀活动的传统地点和日期的神圣性，在过去有偶像和神庙的地方建立教堂，还将基督教的一些节日规定在与过去多神教的节日大致相符的日子里。他们对古罗斯原来的宗教信仰作出了当时希腊教会也不得不做出的一些让步。但是这种做法使他们改变的只能是自己宗教信仰的名称，而不是内容，也为双重信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在“双重信仰”时期里，上帝、基督和圣徒与多神教诸神并存，基督教的祈祷仪式与多神教的祭祀仪式并存，基督教生活习俗与多神教生活习俗并存。正如利哈乔夫所说在基辅罗斯，教会“对待多神教习俗和信仰没有持十分敌对的立场，而恰恰相反，渐渐地把基督教思想带入多神教中，而在基督教中看到民间生活的和平改造”[6,p52]。多神教的一些东西进入基督教中，如多神教的一些节日演化成基督节日。在耶稣复活节后的第一天，死者的亲人和亲戚来到墓地，告诉死者基督复活的快乐消息。基督教的谢肉节也是从多神教时期的节日演变而来的。此外，“多神教习俗获得了基督教的伦理色彩，基督教也弱化并吸收了多神教的一些习俗”[6,p55]。如，多神教十分崇拜水，因此有一种把未婚妻从水中抢走的多神教习俗，但随着基督教传入，基督教对水的崇拜弱化，多神教崇拜水的这种习俗渐渐不见了。

四、拜占庭对罗斯宗教的影响

虽然“罗斯受洗”之后，存在一段长的双重信仰时期。但正如俄罗斯古文化学家雷巴科夫指出：“不应当把多神教和基督教对立起来，因为这是同一种原始形态的两种形式，是两种不同的外在表现。”另一位俄罗斯文化学学者T·格奥尔基耶娃也指出，在很长时期里基督教东正教与多神教的混合主义（融合性）是罗斯大地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现象。基督教传入罗斯以后，“双重信仰”和“两种文化”表现在中世纪罗斯社会意识的所有层次上。后来由于东正教愈来愈大的影响和对从前多神教和神话思维体系的逐渐排挤，东正教基督教理想才占了上风[2,p36]。

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基督教逐渐从依附多神教文化的表层而逐渐深入到人民的意识之中。而与此同时，拜占庭方面对罗斯宗教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

就教会管理而言，罗斯受洗后，罗斯教会是军事坦丁堡牧首辖区的组成部分，并在新教会里实行牧首所辖各都主教教区的一般管理制度。罗斯最早的一批主教、神甫和修道士等教会人士均来自拜占廷，尽管以后拜占廷培养了大批罗斯本地神职人员，但他们大多是堂区低级神职人员，绝大多数都主教和主教仍是拜占廷人。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直接任命。整个基辅公国时期，都主教的圣职只有两次是由罗斯的主教担任的，而且这两次都是由于基辅大公与拜占庭之间发生冲突。可以这么说，拜占庭尤其在其势力衰落后，要对罗斯施加影响力，几乎完全依赖教会，利用宗教达到政治目的。拜占廷对罗斯外交主要倚重全罗斯都主教。尼基弗鲁斯·格里格拉斯写道：“自这个民族（俄罗斯）进入神圣的宗教和接受基督教以来，它就处在一个主教管辖之下，这个主教服从于君士坦丁堡教会并受其规章制度的约束。”[7]此外，教会还有广泛的审判权。凡与宗教有关的案件，不论当事人是什么人都由教会来管。按教会法裁定案件。他们的法庭对神职人员拥有权威，且在异端、巫术、婚姻法与家庭关系的一切案件中对普通信徒也有权威。在教会领地上，他们也可审理民事案件，其范围涉及关于教会财产或是威胁公共秩序的犯罪等方面。主教们甚至还受托监督商业活动中度量衡的准确性。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东正教的传播，拜占庭东正教中包含的浓厚的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也随之传入罗斯，修道士是支撑这种思想的支柱和基石。模仿拜占庭修道院，在罗斯大地上修道院也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许多修道士曾到拜占庭修道院学习取经，回国后把在希腊那里形成的修道院生活制度和修道院思想体系都全盘地搬到了第聂伯河流域来了。而后修道院通过追荐亡人名簿这种方式，聚敛了大量的财富。

在宗教教义上，罗斯教会毫不保留地套用拜占廷的宗教教义，自愿承认拜占廷教会牧首和皇帝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奉拜占廷教会为正朔，为自己母系教会。拜占廷一本法律手稿强调帝国在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罗斯教会依据这本法律手稿制定教会组织原则。按照费多托夫（1886-1951年）对俄罗斯神学的划分，从罗斯受洗开始的东正教传播的早期阶段主要是对希腊的礼拜仪式和神学思想的学习和模仿，这个时期以俄罗斯的拜占庭主义的危机结束（在西部俄罗斯截至16世纪末，在莫斯科的俄罗斯截至17世纪中期）[7]。拜占庭东正教中的苦修主义和神秘主义也传入了罗斯，罗斯大地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修道院。与这种神秘主义相联系的还有圣像崇拜。自公元843年的宗教会议确认了圣像崇拜的合法性以后，圣像崇拜就一直是东部教会、也是俄国东正教会的传统。俄罗斯最早的圣像主要是基督像和圣母像，大多从拜占庭传来或出自拜占庭圣像画画师之手。后来在俄罗斯出现了一种当做护身符的小神像，这种神像一面是基督教的某个圣徒，另一面是多神教的某个神袛。

拜占庭也对罗斯有关宗教的艺术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宗教建筑，受拜占庭建筑的影响，罗斯出现了砖石结构的教堂与修道院，出现了圆弧顶的教堂，出现了内部装饰上模仿拜占庭风格的罗斯宗教建筑。东正教教堂有一套严谨、完善的空间结构和壁画体系，这些建筑物大都由熟知东正教教堂的拜占庭建筑师设计，按照拜占庭东正教教堂式样用石头兴建的。甚至有些基辅罗斯的基督教教堂从设计到外观基本上是拜占庭教堂建筑的翻版。就像基辅圣索菲娅大教堂（1037-1057年）在建筑形式、技术、细部的处理等方面都借鉴了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索菲娅大教堂，具有东正教教堂建筑的特征。比如绘画，古罗斯最早的绘画是从拜占庭而来的。据说公元10世纪末罗斯人就知道有圣像这种绘画形式，罗斯受洗后，基辅罗斯接受了拜占庭的圣像画形式，圣像画成为古罗斯绘画的一种重要的体裁。比如文学，罗斯受洗前古罗斯只有民间口头文学，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受拜占庭文化和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大量的翻译文学（主要译自希腊文）作品在罗斯流传，文字的出现使得古罗斯书面文学应运而生。罗斯受洗后，罗斯出现了“训诲”和“圣徒行传”文学体裁。

罗斯受洗，基督教传入对人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和世界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督教在整体上促进了罗斯人有关人类平等以及人类共同历史的意识的产生。11世纪中叶，基辅都主教伊拉里昂在其《关于法律与神赐的讲话》中首先表达了形成中的民族自我意识，其中描述了罗斯在基督教世界中与其他民族的共同作用。罗斯人开始践行基督教所倡导的一些美德，就像对穷人的怜悯，关心病人与穷人。同时东正教所倡导的苦修和节欲也在罗斯得到了体现。尤其早期修道院的创立者，以几近自虐的虔诚进行苦修，体验基督教的真谛，就像基辅洞窟修道院的最早的创始人伊拉里昂。基督教对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比如开始重视教育，重视法律和法治，加强和扩大与欧洲国家的交往等。新的政治观念也深入到罗斯。教会秉承拜占庭的教权与王权构造“权力交响乐”传统，认为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力二位一体，保持永恒价值。神甫和主教们在说教中把拜占庭的皇权神授观念应用于罗斯大公。大公政权被蒙上了一轮神圣的灵光，他的统治被说成是神的意志，是上帝派来保卫国家、维持内部秩序和惩恶扬善的，教徒被要求敬畏上帝，崇拜大公，服从大公的统治。由此后来在俄罗斯农民中有了“好沙皇”的观念。

总而言之，今天俄罗斯人在谈到本民族文明史的发展时，都要追溯到拜占廷文明。拜占廷文明是东斯拉夫人文明的模板和“母本”。拜占廷是俄国文明的启蒙者，在拜占廷的影响下，古罗斯才开始有了书面文学、教育、艺术、哲学，才开始摆脱了原始多神教桎梏，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逐渐发展并日臻成熟。在此基础上，古代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开始发展，俄罗斯踏在拜占廷这个文化巨人的肩上开始了自己的文明之路。“拜占廷对古代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而无需加以证明的，这种影响对于罗斯起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也是毫无疑义的。”[9]

[1]德·谢·利哈乔夫.吴晓都,等,译.解读俄罗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任光宣.俄罗斯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29-36.

[3]王钺.往年纪事译注[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199-200.

[4]曹维安.俄国史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 42.

[5]尼·米·尼科利斯基.丁士超,等译.俄国教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尼基弗鲁斯·格里格拉斯.历史[A].柏林,1855:512-513.转引自毛晨岚.拜占庭与罗斯关系研究[D].南宁:广西师范大学,2005.

[7]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21.

[8]泽齐娜,科什曼,舒利金.刘文飞,等,译.俄罗斯文化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9.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An Analysis of Byzantine’s Influence on Russian Religion from Rus’ Baptism

HUANG Xian-j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400715, China)

Orthodox Chur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ore of Russian civilization. The reasons for Rus’ Baptism and the process of the Russians’ acceptance of Orthodox are analyzed by using Rus’ baptism as a point cut. The influence of Byzantine’s Orthodox on Russian religion and culture are also discussed.

Rus’ baptism; Byzantine; Russian religion

K103

A

1009-9115(2012)06-0070-04

2012-05-10

黄贤静（1988-），女，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