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峰，魏 明

（海军工程大学 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33）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冲突与通融

刘杰峰，魏 明

（海军工程大学 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33）

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尽管二者之间具有必然的种种冲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丰厚的底蕴仍是填补先进文化建设中不足与盲点的必要前提。应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以便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协调。这恰恰是二者既冲突又融合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先进文化建设；冲突；融合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生生不已”的内在活力，它以独特的价值性、历时性和变异性奔向现代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1,p667-668]。而“中国的未来现代化文化，又决不是一种彻底重建的全新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并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新文化。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性和精神，更为主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大量的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合理内核”[2,p50]。

当代中国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我们在搞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文化的同步发展。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其核心就是要培养“人”良好的思想道德风尚，明显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而要至此，又非中国传统文化莫属。它博大精深，是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动力之源。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p663-664]先进文化建设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化建设，而文化的根源仍然是经济。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冲突，其实就是传统文化的糟粕与当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某些意识形态的冲突。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冲突

（一）制度观念的冲突

提起传统文化，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感情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3,p33]。在宗法制的统治下，个人完全丧失了自由，处世为人必须服从国君、族长、鬼神和丈夫的威慑，许多人因此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当代市场经济要求人人成为市场的主体，不受任何束缚。二者的格格不入是不言而喻的。

（二）经济观念的冲突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则战胜，占胜者地广。……是以先天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管子·治国》）于是商人被视为“杂色贱民”，地位卑微。如《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九回就描写了客商蒋生对自己商人身份的自惭形秽：“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传统的义利观“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杜绝人们追求功名利禄，转而追求道德的至臻完善，就与市场经济观念背道而弛。更有甚者，提出“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13）的观点，完全否决欲望。按照马斯洛人的需求理论，任何人均有欲望（需求），并且从低向高发展。这些欲望构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欲望，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市场经济就无法启动。因此与市场经济相悖的传统旧观念，不得不被我们抛弃。

（三）传统思维定势的冲突

董仲舒精心改造了阴阳五行说，建构起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模式。至此，“阴阳五行说才得以成为‘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顽固的势力。’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盲目自足，因循守旧，不思奋进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4,p448]。的确，以循环论为框架的传统思维定势己牢牢束缚了中国人的头脑，是国民劣根性的总根源。但今日的改革开放，需要我们跳出这一藩篱，开创一条吐故纳新的发展之道。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邹衍的“阴阳五行说”为发端的谶纬神学，影响极为恶劣，封建迷信的遗毒，一直残存在我们民族的血管中。当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精神文明必须是科学的和民主的，而不是封建的和迷信的。被神学思想钳制住了的人，往往会迷信圣灵的力量，排斥科学，这是市场经济万万不容的。

（四）教育观念的冲突

传统的教育观，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这一观念使人们对六艺以外的知识嗤之以鼻。樊迟因向孔子求学稼穑而被孔子批评道：“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两千多年后的晚清倭仁还持“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筹办夷务始末》卷47）这样正统的教育观。人们对自然科学的蔑视，使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也自惭形秽。“陆羽著《茶经》被后世尊为‘茶圣’，而在当时，御史大夫李季卿召见他却不以士人之礼相待。陆羽深感惭愧，另著《毁茶论》以诫后人。”[5,p188]近现代的新型教育，要求学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专门技术人才，人们还刮目相看。而当今的世界竞争，需要以现代教育观作坚强后盾，传统的教育观未免过时。

（五）道德观念的冲突

不同的经济土壤，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古人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放入现代社会就不相适宜。譬如“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要求人们为了“尽孝”，不得远游。而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跳槽”日益频繁，如果拘守传统礼仪，市场人才无法流动，市场经济就“活”不起来。《论语》中记载一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古人认为“父子相隐”，“家丑不可外扬”为“直”，而今日的《新华字典》诠释为：“直，不弯曲，喻公正合理。”即是说，古人的“直”含有“曲”的成份，而今人的“直”则是毫不掩饰，古今差异显而易见。如果以古论今，那么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将会由于“曲”的内含而被搅乱，如果人人为“尊者”讳，互相包庇、隐瞒，那贪官污吏就要横行天下了。

以上种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冲突的一部分，由此可以一斑而窥全豹了。二者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作为自然经济和宗法制产物的儒家文化在整体上与它所滋生、成长的社会基础同质，其现实导向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关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具有强烈的前现代色彩”[6,p591]。但不能因为这些冲突去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因为历史事实证明：“任何发展只能是由于内在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演进。一旦脱离文化的传统，任何善良的设想与行为都有可能获得相反的结果。”[7]因此，对于二者的冲突，我们千万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

殊不知，市场的激烈竞争会导致人的自私冷漠和个人主义风行；市场经济的投机性会产生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的消费性会助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蔓延。总之，市场经济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面对市场的困扰，我们不得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它丰厚的底蕴正可填补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不足与盲点。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通融

（一）就国家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对安邦治国、改革进取等大有裨益，体现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

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一直熠熠生光。徐光启是明清之际实学派的先驱。他说：“方今事势，务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一切用世之事，深宜究心。”（《胡季仍比部》）古人则更有壮志豪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孟子·公孙丑下》）即使是孔圣人，也扯起“学而优则仕”的大旗，待价而沽。这一经世致用的观念运用于当代，是要求人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以此去安邦治国。

古老的民本思想日益焕新。“民，神之主也”。即在“神治”向“礼治”转换的时代，人们也意识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左传·僖公十九年》）把人的主体地位高高扬起。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家，把民本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17)“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纵其欲哉?”（《五蕃实录·序》）民本思想的发展适合当今民主的潮流，它有助于市场人才的流动，有助于我国社会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

早在《易传》中就有“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易·辞上》）的变易思想。只有“穷变”才会“通久”，不变则被淘汰。在变易观的指导下，有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至康有为的戊戌变法，则更强调“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有百年不变之法。”（《上清帝第六书》传统的变易思想仍是我国改革开放立论的根据。不改革，中国在弊端百出后只会进入穷途末路。

古人的忧患意识十分宝贵。“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抬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近代的有识之士，面对内忧外患的困扰，其忧患观发人深思。魏源曾告诫时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墨觚下·治篇二》）在《海国图志·序》牛他进一步阐发道：“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在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突也。”当今科技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更需这种忧患观作指导。倘若如此，那国家的繁荣昌盛就指日可待了。

（二）就集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加强个人的责任心，增强集体的凝聚力，从而达到先进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古代的礼“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细致而微地限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义务”。继封建五伦（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后，又有学者提出第六伦一个人对群体或社会的责任心，即所谓的礼“承认每个个体的基本生存权利，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获得一份生活资料的同时，又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责任，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谓一语中的。无论政治是否清明，士人都应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并责无旁贷地履行职责，正如孔子所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可改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横行的状况，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和合”精神是多元意识的集中体现。自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后，荀子又发展了“和合观”。他说“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应“目视备色，耳听备声”，“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荀子·解蔽》）。“和合观”从文化角度理解，是允许各种思想融合共处，而不独守门户之见。这种开放的文化观，适合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客观要求。“和合观”从行为角度解释，是以“和”为贵，具有团体协作精神。市场经济的一大弊端是注重个人价值而忽略其它。“和合观”是扭转这一价值观的有力手段，它使人认识到，个人价值的发展离不开集体协作，而集体合作往往又有事半功倍之效。这恰好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的集体主义精神。

（三）就个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能培养个人道德品质，提高人的素质，从而实现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古人崇尚自立、自强，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周易》中早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随后孔子阐述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种“自强”“尚志”精神为当代市场经济所需要。因为一个不自立自强的人在社会上是难以有立足之地的，更别谈事业上的建树了。因此，古人的“自强”“尚志”精神正是当代先进文化建设所要求人应具备的必要品性之一。

儒学的核心是“仁”“义”，强调“性善”“诚信”等。“仁”内容包括“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而“仁”的好处在于“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而“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义”作为价值准绳，使人树立了“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的价值观。而“义”又是“善”，“合于义，即是真，是善，是美；不合于义，即是伪，是恶，是丑”。因此，“诚信”亦为“义”的同义语。现代市场经济正由于缺乏“仁义诚信”才导致市场的紊乱。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得之所以良好，之所以有序，据有关专家研究，是因为那儿的华商都是深受儒家熏陶的“仁人”，正是他们，创造了东南亚经济的奇迹。市场经济需要具有良好修养的领袖和员工，而这正是当代先进文化所要塑造的理想人才。

（四）就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言，儒家的和谐与中庸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哲理之源，也是当代先进文化能够持续成长的经济沃壤

儒家首倡“孔颜乐处”，即指“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让个人与万物合而为一。后来张载又发挥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气·乾称篇》）。北朝农学家贾思勰看到了人类必须与自然界协调，否则招其报复。他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当今，人类经济飞速发展，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等问题接踵而来。如果我们具有中庸和谐的意识，中国就不会出现众多的自然灾害。“数罟不入侉池，鱼鳖刁；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古人尚且知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为今人，则应更胜一筹。

三、致力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更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相互砥砺相互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乎适宜的传统文化是消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出现种种弊端的精神家园，是维护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导向和牵引。而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使我们对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和辨证的态度，在甄别基础上，促进文化健康发展的传统之魂与社会现实同在，与先进文化建设共荣。因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理解，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作用其实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作用方向上，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二位一体，相互作用；二是在作用目标上，传统文化规范和导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而两者最终的共同目标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的精神动力；三是在作用效果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并在将来成为维系中华传统文化根深叶茂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博大。对于传统文化，我们不应盲从，但也不应排斥。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以便更好地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协调。还是张岱年先生说得好：“传统文化己达到的真、善、美，不但不应排弃，而且应加以弘扬。……不同的民族各有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对于别的民族精神，可以借鉴，可以参照，但不能效颦。应该努力理解，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8]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何宗旺.传统文化与未来走向[A].中国传统文化新编[C].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4]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5]张岱年,等.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周积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7]高清海,胡海波.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J].新华文摘,1998 (4):150.

[8]张岱华.文化忧思录——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序[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On the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Advanced Culture

LIU Jie-feng, WEI Ming (Office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Naval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Wuhan 430033, China)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e root of constructing contemporary advanced culture. Althoug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s inevitable, the rich heritag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still a necessary premise to fill the blind spo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novation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odern culture. This will help to have a better coordination with the socialist advanced culture. This is precisely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is based on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advanced culture; conflict; accommodation

K203

A

1009-9115(2012)06-0053-04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军事学项目（12GJ0031-21）

2012-03-31

刘杰峰（1974-），男，湖北荆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