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仲

远古巴人，掌控着精湛的造船技术

三百万年前，由于喜马拉雅山强烈隆起，四川盆地蓄积的湖水，向东面低矮之处夺路前行，在水流的侵蚀和强烈的下切作用中，四川东部的巫山山脉被截为两段，长江三峡至此形成。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雪峰，源出长江，一路逶迤前行，汇聚众多支系河流的水量后，以雷霆万钧的磅礴之势，奔入重庆的长江三峡。地处四川盆地东端的重庆，拥有长江上游的干流支流，且位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结合带上，有“西联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湘”的优越地理。

中国西南地区皆在北纬34℃以南，气候以温带、亚热带为主（除高山外），充沛的雨量给江河带来丰盈的水流，四季不冻的河流又为水上通航提供了必然之条件。1954年，在重庆巴县冬笋坝发现战国时期船棺葬21座，就充分说明造船操舟已是聚水而居的先民们的生活常态。

战国时期，长江成为进川、出川的重要交通路线，造船业随之发展。秦灭巴前，巴人就能制造“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大船”。秦灭巴蜀后，元前280年，秦军水师从江州（今重庆）顺江而下征伐楚国，其军队号称有“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可见当年重庆地区造船业的技术水平状况。

由于地形限制，很长一段时间，重庆后于中国（自然地形）第三级阶梯地区，工商业生产相对不足，造船技术不为货物流通服务，再加重庆地处控驭长江、嘉陵江汇合之口，能防止溯江西上、或顺江东下的叛乱行为，对周边具有强大的辐射震慑力，战略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因此，重庆只是一座军事城堡，具有军事威慑和政治统治功能。如：公元226年（蜀汉建兴四年），都护李严在江州（重庆）筑新城（渝中区），船运军粮入仓；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大将杨素在渝州（重庆）建800人的“五牙龙船”和500人的“黄龙”船，组成运兵船；在太平门城门上“拥卫蜀东”几个大字，都证明重庆因军事城的属性。

唐、宋时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最为灿烂的时期之一，巴蜀经济与全国经济互动，也有长足的发展，巴蜀地区的财赋成为支撑唐、宋王朝的经济支柱之一。由于重庆城是四川各地与下江吴、越、楚水运交通的必经之地，各地货物汇聚重庆后，即沿（溯嘉陵江上行至广元、转陆路至长安；顺长江下行至万县、北转陆路到长安；顺长江而下至江陵、再北上洛阳、长安、顺江至扬州、转大运河至洛阳、长安）四条线路而行，再水陆转运于全国各地。到南宋时期，还开辟了由嘉陵江上溯至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航线。重庆出现了商税的记载，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证明，此时的渝州港成为“万斛船”集运港。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物资集散中心，重庆也转而成为因市（交易）而兴的西南名城。

元、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统治最为厉害的时期，商品经济在专制政治的束缚下发展艰难，峡江航运也处于难以稳定的状态中。虽然峡江水运的发展步伐有所减缓，但重庆作为四川水路运输网枢纽、四川东部最大的陆路运输枢纽中心地位，并未终止，仍在逐步发展。

满清王朝建立后，采取休养生息的方针，推出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峡江航运也伴随经济的复苏而趋繁荣，重庆之上的川江航运被大范围开拓激活。沿江、沿河的各个城市依托河流串连，将所产米、木材、盐、棉、土布物品汇聚重庆，再沿重庆—汉口—苏州这条长距离的交流主线，销往全国。

外地所产的洋广杂货也沿该线运抵重庆转销四川、西南等地。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重庆成为西南商业贸易网络的枢纽、长江东西贸易干流的起点，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的城市地位，就此形成。重庆城的地理优势也随峡江航运业的逐步发展，城市地域扩大，人口增多，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展。有“商品之往来，货泉之流行”的记载，就充分反映出航运发展与重庆城市兴起间的关系。

重庆因江开埠，民生公司成为民族工业的脊梁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凭着坚船利炮，打败了腐朽的清政府，洞开了中国的大门。但逐利无厌的英国政府对已攫取利益并不满足，它那贪婪的目光盯着中国还未开发的西南内陆的膏腴之地。1869年，英国哈德兹斐德市商会向政府上书说：“必须取得中国西部有潜力的市场来补救”，“英国的毛织品正在失掉美洲和欧洲的市场”的局面。他们为此“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四川和云南的详细报告”。具有强大经济幅射能力的西南的重镇—重庆，顺理成章地成为列强们的首选目标。当然，古老的重庆商埠也在新的生产方式的注入中，达到了凤凰涅槃的重生目的。

1861年，一批外国冒险家私乘帆船深入峡江勘察航道，搜集水文资料；1869年5月12日，英国驻汉口领事一行人抵渝考察调研；1874年英、法、美国的洋行，雇69艘民船载货溯峡江而上，在夔门被阻后全身而退。1883年4、5月间，英国人立德乐搭乘木船抵渝查考，其在《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中写道：“……尽量发展长江航运，首先应使轮船直达重庆”；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逼清政府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内中有“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待轮船能上驶重庆，议办开埠事宜”的约定。1890年，《中英烟台续增专条》签订，明定重庆为通商口岸。至此，1891年重庆正式对外开埠。

1887年英国人立德乐在宜昌组建川江航运公司并建造适宜峡江航运的轮船“固陵号”。1897年，清政府出资，英国人整治了峡江境内云阳新滩险段。1898年2月，立德乐驾“利川号”平底轮船从宜昌出发驶入峡江，21天后船抵重庆。波涛奔流三百多万年的峡江上空，第一次回响着机动船汽笛的鸣叫。这是数千年峡江航运方式“蝶变”的开始，是重庆向近代城市转进的质变起点……

1891年3月重庆海关设立，这是重庆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埠的标志。随之，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在重庆建洋行、开矿山、设工厂，并组建挂旗船队、轮船公司，对重庆及其周边广大地区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为了改变峡江轮船航运巨大的经济利益，被外国垄断的局面，1907年，官商合办的“川江轮船公司”在渝成立，这是峡江上从事商业营运的第一家民族资本为大的现代水运公司。1909年，川江轮船公司订购的第一艘“蜀通号”轮船，由英藉船长薄兰田驾驶抵渝，完成了第一艘华商轮船驶达重庆的处女航。辛亥革命成功后，从事峡江航运的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大量涌现，最为成功的是1925年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

民生公司第一艘轮船。

1925年秋，卢作孚按照“航业为各业之母”的识见，在重庆合川筹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1926年8月（第一艘）“民生轮”投入嘉陵江营运开始，到抗战爆发前夕，由于经营方针、策略得当，再加民主科学的管理，民生公司一跃而为川江最大的民营航业公司。美商捷江公司被其兼并，民生公司还收买了一家英国轮船公司，十余条外轮也转售于民生公司。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将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四川）重庆成为抗战的大后方和根据地，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民族复兴基地的重任。为把苦难的战争坚持到底，整个峡江内河航运进入最为繁忙和繁荣的阶段。一船船工业设备、科技人员、文化典藉等通过水路运入重庆，一船船士兵和军火顺江而下输往前线……1945年抗战胜利时，民生公司的船只总数及船舶总吨位，在船运公司的发展过程中，重庆成为抗战中国最为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

没有运输就不会有城市的产生！天赐重庆独享的峡江水运之利，是重庆交通的最大优势，并与其后伴生的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共同催生重庆城市的发展和壮大。1949年以后，峡江航运在长江流域国民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主导作用。1953年、1958年、1966年，国家三次整治千里峡江航道，天堑变通途，航运能力大为提高；改革开放后，重庆立体交通有了很大发展，1981年，国家恢复重庆海关，1985年，江海联营船队直航日本、印尼等海外国家。

2000年后，三峡大坝建成，大吨位的船舶可以在峡江中全天候自由航行，重庆城市的发展跃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倘佯在雄、奇、峻、秀，美如画廊的峡江上的豪华游轮，也为重庆载来建设资金、就业机会及国内外舆论对重庆城市、重庆文化总体肯定的客观评价。充沛的长江水，永不停歇地涌入重庆，永不停息地向着它既定目标涌去，它是甘洌的清泉，滋润着巴渝山水中存在的各类生灵；它是母亲，是生命的血液和乳汁；它孕育了我们的先民，孕育了我们特有的文化；它是创造文明的摇篮，是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命活力。

峡江上航行的集装箱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