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世康

我16岁那年，报名参加了村子里的“轻骑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参加排练的第一部现代戏是《智取威虎山》。奇怪的是，导演和管事的根本就没有给我分配角色，我只是在大伙儿排练的时候坐在一旁观看。

大约看了有20多天，村子里就贴出了 “今晚演出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望广大革命群众踊跃观看”的海报。

演出快要开始了，我也和大家一起走进了后台。这时，导演给了我一身土黄色军装，并认真地说：“去，打打脸（化妆），穿上它。”

我不会打脸，一位婶娘就过来帮忙，给我打脸。

打完脸，我问导演做什么，导演说等着。

我就眼睁睁地、一动不动地坐着。

一直坐着也很累，我正要站起来伸伸懒腰，导演却对我说：“上！丢盔弃甲。”

听了导演的命令，我急忙从后台冲向前台，脑子里还没有想好怎么丢盔弃甲，只看了一眼台下，那黑压压的人头攒动，让我很是紧张。我慌了神，不知所措，情急之下，也不知右脚尖是怎么将左脚的后跟死死踩住，向前不知道该做什么，后退又怕导演臭骂。

正在我前仰后合拿不准主意时，就听一声清脆的枪响，我抬起左脚就要逃跑，不曾想一个趔趄，那神奇的丢盔弃甲效果就出现了：我脸冲天，后脑勺着地，扑通一声仰面倒下，而那左脚上的鞋子，也随之高高飞起，落下时正好砸在我的胸脯上。我急忙爬起来捡起帽子，和鞋子一块儿抱在胸前。刚跑出四五步，不知谁在身后大声喊：“快追！”我一个哆嗦，拼命往前跑，慌乱中帽子和鞋子也先后掉落。台下一片笑声。

没想到，这次演出，我填补了一个小空间——在小分队攻上威虎山，杨子荣追赶座山雕的紧张气氛中，就是这个丢盔弃甲的小角色，出了彩。

第二次演出时，导演就分配给我一个土匪连长的角色，而那个填补空间和情节穿插的“丢盔弃甲”，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演出的《智取威虎山》里。

或许是抢时间赶任务，或许是村与村在暗中较劲谁排演的现代戏最多，我们30多人的轻骑队人员集中起来，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劳动是进驻西沟治荒坡，植被绿化插种桑条（当地编筐用的一种灌木）。

插桑条的活儿不是很累，但是要一心二用——一边干活一边对台词。而我，在新排练的现代戏《红色娘子军》中，导演还是没有给我分配角色。我一边干活一边听他们对台词，休息下来，有角色的男女就要带上动作演练，这时我就悄悄地坐在一边，偷偷地纳母亲给我裹好的千层布鞋底。

想不到，就在《红色娘子军》上演时，剧情刚演到娘子军打进了椰林寨，枪声四起，导演又指着我说：“上！惊恐万状。”

听此话，我真想对导演说：“好爷哩，饶了我吧，啥叫惊恐万状？”

就在我懵懂愣怔的瞬间，导演一把将我推到二幕外。

我被导演这么一推，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差点摔倒，我挣扎着不想倒下，回头看时，就听几声枪响，只见几团烈火（把松香粉末装在卷好的纸筒里，然后在纸筒前点起火，用嘴对住纸筒的另一端吹出纸筒里的松香，就会形成团团烈火）朝我喷了过来。我的脸被灼烧得难受，正要回身，又有两位负责喷火的同志点起火苗要朝我喷，我吓得脸色苍白，抱住头，嘴里喊着“呀呀，妈妈！”，不顾前只瞻后，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在台上乱窜。

不知是什么原因，演了《智取威虎山》和《红色娘子军》，我们又排练《杜鹃山》，但我还是没有分配到角色，还是在劳动中一边干一边听，休息时偷偷地纳母亲给我裹好的千层布鞋底。

我不知道是导演把我忘了，还是有意在演出中临时让我上去救场？同样是在杜鹃山的激烈战斗中，我还是穿着演《智取威虎山》时导演给我的那身土黄色军装，接到导演的命令：“上！死里逃生。”

这次导演没有催我，因为游击队员还在前台穿梭前行。待到舞台上灯光由明漸暗，我便一瘸一跛，呲牙咧嘴来在了台前。有了上两次的经验，我这次比较冷静了，我想，我的痛苦表情观众一定看不清楚，于是，脑瓜一转，干脆坐下来，将上衣撕成绷带，裹了我的腿，缠了我的臂，包了我的头，嘴里“吸溜吸溜”连爬带滚地下了场。谁知刚来在二幕后，导演就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说：“扯淡，下次演出你穿什么？”我嗫嗫嚅嚅，不知该说什么。好在那位婶娘救了我，答应将我撕烂的土黄色上衣缝就补牢。

不说我们“轻骑队”演出的水平如何，也不说导演只讲生旦净末丑的传统规矩，只说我们天黑收工，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到别的村赶场演出，不论演出完毕是夜里还是凌晨，我们30多位演出人员从来不计工分、没有补助，更没有什么招待的饭菜，只要戏演完毕，就骑上自行车风风火火的往家里赶，在家卸妆，在家喂肚子，在家把乏困搁在梦里。

没想到，就在我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自己也稍稍有了点戏路，导演也给了我一个有几句台词的角色的时候，我却结束了我的演出生涯。

那晚，我们在外村演出《红灯记》。天气有些冷，我被冻得瑟瑟发抖。在台上，演鸠山的演员问：“李玉和招了吗?”我应该回答：“他死也不招！”可是，神差鬼使，我尽然脱口答道：“李玉和招了。”

刹那间，台下的观众炸了锅，有人大笑声，有人怒骂：“滚回去，滚回去。”

在那个年代，这个失误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认真追究、上纲上线，就没有我的好日子过了。好在大家宽容，并没有深究，可是我从此不能再演出了。

我不知道这出《红灯记》是怎样演完的，我只知道我下了台就骑上自行车，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流了二十多里的眼泪。从此，我就告别了我的“演出生涯”，默默地锄禾日当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几十年弹指而过，如今我也是白发一头，也曾想过拉起一班人马，再将农村的“轻骑队”组织起来为百姓演出娱乐，可是，我又怕人们再提起我的“李玉和招了”，让我痛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