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俊

也许，我不能预测，作为历史名词的“一角丛书”，是会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长河里，还是可能幻化成为未来的一种新品牌，但我认可我听过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课堂讨论的时候，我的一位同学义愤填膺地指责京东商城的低价售书，“一本25元的图书，12元就卖了！”她呼吁所有出版社加以抵制，不批发书给京东。立刻有人善意地告诉她，其实这是京东的促销行为，让出的利润相当于广告费。出版社还是按批发价销售的，京东是最正常不过的一个客户而已。

此同学是爱书人，连图书的降价促销都觉得是对书的一种亵渎。可是，如果书的价格降低，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买书、阅读，不是出版的一大幸事吗？难道，只有大部头、高定价的精装书，才是出版的方向，才能体现出版的宏图远志？如果能买得起书的人，只是拿一书架装帧精美的图书作为拍照的背景，或者别墅的装饰墙，出版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对于大众来说，相对于柴米油盐，书决非必需品。遇到经济压力的时候，恐怕购书的预算是最早被放弃的。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书，从而读到更多有益的书是我们的出版前辈们一直在努力的事情。俄国出版家绥青对于所出版的书，始终坚持着“它们是非常有趣的，非常便宜的”，一心要把它们推向更广大的民众。

降低成本，以更贴近大众的定价，赢得更广阔的读者。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出版界斩获佳绩的“一角丛书”，应该说，做成了品牌。

1．“一角丛书”的来龙去脉

1931年9月，“一角丛书”由24岁的青年编辑赵家璧担任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隆重推出。

赵家璧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时回忆道：有一次，我在西书铺里看到一套用淡蓝色书面纸做封面的袖珍小丛书。64开骑马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有，一个专题薄薄一册，都出自专家学者之手，售价一律美金五分。丛书名“蓝皮小丛书”。我就在这张桌子前站住了，呆呆地想出了神。第二天回到办公室，就同专管出版印刷和成本会计的同事商量，经过反复核计，拟订了一个初步规划。用半张白报纸64开，能排一万五六千字，售价一角，销3000本可保本。就在这样一种小规模的出版形式基础上，第一套丛书的蓝图，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渐描绘了出来。

“一角丛书”第一本就是《今日四大思想家信仰之自述》，收入了名头很大很响的胡适、韦尔斯、爱因斯坦和杜威发表在美国《论坛》杂志上的四篇《我的信仰》的译文。同时推出的还有传记《史太林传》、陈梦家的小说《不开花的春天》、穆时英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罗隆基的政论《沈阳事件》和胡愈之的《东北事变之国际观》等。

丛书虽小，分量却重，有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快速跟进；有的讲述基础理论，志在常销；既有名家效应，也有新人闪亮登台。正如赵家璧先生所规划的那样，“一角丛书”采用64开本的形式，每本60个页码左右；版式开阔，字行疏朗；封面双色套印，朴素大方；主体设计一律，且标示出“一角丛书第几种”的字样；售价每本一角，正与“一角丛书”取名一致。

赵家璧先生后来回忆说：“到1931年底，出满了20种，四个月中销了十余万册。”其受欢迎程度，可以想见。到1933年12月，“一角丛书”共出书整整80种，方才圆满落幕。

2．“一角丛书”的前世今生

启发赵家璧先生灵感的“蓝皮小丛书”，是美国出版商E.J.霍尔德曼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丛书共有1260种，每册售价仅 5美分。他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限定每次最少购买 20种），采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直接销售的方式，共售出 1亿多册。

无独有偶，日本昭和初期，也出现过类似的丛书热，因为一本仅售一日元，被称为“一元一书”热潮。1926年11月，改造社开始出版超廉价的《现代日本文学全集（36卷）》。开本尺寸为大32开，各300～500页，三栏排版，汉字上注假名，定价一日元一册，这个价格相当于当时其他全集本的一半或1/3。采用的预订方式也成了当时的热门话题。令出版社吃惊的是，到第一次发货时，预订数已达32万册。改造社这一成功之举，掀起了“一元一书热”。

1986年7月，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内人头攒动，书柜前贴着大字海报：“五角丛书第一辑十种发行专柜”，热情的读者们争着往书柜前挤，营业员忙不迭地收钱——这是1986年7月22日上海电视台播出的一条新闻。捧在人们手里的这套书，封面标题五花八门：《外国爱情短诗萃》《外交部里的小字辈》……相同的是，它们都装帧简洁、小巧玲珑，而且所有买书人的表情，都显露出那个年代特有的对知识的渴求。上海文艺出版社正是抓住了公众的这种普遍心理，在老百姓钱包并不鼓胀，又急切盼望获得精神食粮的年代，出版了这套面向大众的普及型图书——“五角丛书”。“五角”，既是指售價每本5角，也表明丛书的五个选题：文学、艺术、生活、娱乐、体育。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料显示，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短短三四年间，“五角丛书”共出版150种，其中重版三次以上的占75%，总发行量超过1500万册。

在日本出版界普遍不景气的21世纪初，戴森索出版社推出了“100日元出版物”。最先开始出版的，是著作权免费的，如夏目漱石的作品，以低成本出版低价格图书，为出版社争取生机。

3．是历史还是将来

在“一角丛书”之前，中国也有过小开本读物，只是零敲碎打，不成规模。“一角丛书”以成功案例的姿态，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小开本，便携；

少字数，易读；

价格低，能买。”

既然图书是商品，就必然要研究和适应市场规律。“一角丛书”型图书的经营理念，体现了薄利多销有钱赚的生意经。不管是“100日元出版物”选择免费著作权的作品，还是各丛书不约而同地采用简约型装帧和版式设计，都是为了降低成本，在低定价的前提下赢得利润空间。丛书同定价，也是书店、出版社财务人员的福音，在流通环节也会有优势。

同时，“一角丛书”型图书的出版饱含编辑们的良苦用心，它的成功不是靠运气，应该说是深思熟虑的编辑思路和市场现状达成了契合。“一角丛书”型图书的编辑们不做高定价大折扣的一锤子买卖，基本都是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间，保质保量，从从容容地陆续推出，取信读者，建立读者美誉度和忠诚度。他们不贪多图大，好高骛远，每册选题着眼于一个方向的一个或几个主题，满足读者相应的一个或少许几个需求，让读者感觉切实可用，又方便快捷。

近年来，中国的书价节节攀升。随着经济的发展，体现在出版上的确会有视觉美感的标准提高，对装帧近乎狂热的追求，孕育了大批华丽书，让书店的展台变得五彩缤纷，亮丽光鲜。作为出版者来说，被匆匆推上市场的那一刻，就不得不为稻粱谋。在几已定型的图书渠道中，对于折扣，弱势的出版者没有发言权，那么只能靠高定价争取些利益。

可是，无法统计的是，高定价泯灭了多少购书欲望，让多少书几乎没被翻阅过就化作纸浆。

我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越来越承认并保护人的个性。人的独具个性、丰富多元，自然会呼唤出版以千姿百态的格局来适应他、满足他。

一定有这样的群体，追求高品位、高质地，不计较书价多少，只求喜欢；也一定有这样的群体，痴迷书，渴望书，可是经济水平决定了他的购买力，必须量入而出；还会有这样的群体，图书只是他开拓视野、增长知识的一个工具，无关审美和休闲，只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更会存在这样的群体，书和一场电影、一支冰激凌一样，可有可无，如果能让他觉得需要，如果他又恰好有闲钱，不妨买来一读。

“一角丛书”，对于后三种人，无疑是投其所好的。那么，它也应该具备存在的理由。会有人觉得我的看法过时吧，“一角丛书”的经济效益，建立在“多销”上，它是需要忍耐和坚持的。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磨一剑，不间断地推新书，让丛书成为品牌，成为常销书。在这样浮躁的时代，出版社能不能经得起考验？

也许，我不能预测，作为历史名词的“一角丛书”，是会永远沉寂在历史的长河里，还是可能幻化成为未来的一种新品牌，但我认可我听过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