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几个问题

文｜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主任、卫生部原部长 高强

我国实行公共财政改革十多年来，财政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公共财政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一，关于财政公平参与公民收入分配问题。

从实际情况看，我国财政对于促进国民收入均衡分配的作用发挥得还不够充分，也不够公平。对于筹集政府收入高度重视，对于增加居民收入不够关注。政府性收入年年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导致政府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而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公共财政如何综合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公共财政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关于妥善处理国计与民生的关系问题。国计与民生，一个是国家经济，一个是人民生活，两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在改善民生方面，公共财政应当明确政府的职责，重点给困难群体提供保障，不能包揽过多。应当激励民众艰苦奋斗，靠勤劳致富，不能过分依靠财政补助，应当分辨轻重缓急，重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不能将摊子铺得过大，应当量力而行，与公共财政相适应，不能办力所不及的事情。

三，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关系问题。近几年，地方财政状况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而实际上地方财政特别是县级财政却依然非常困难。

突出表现就是财权在上、责任在下。当务之急是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责任，明确哪些财政由中央支出，哪些由地方支出。

四，关于统筹发展城市和农村问题。从总体上看，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低，公共财政资金绝大部分仍然用于城市。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在农村，薄弱环节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资金需求量最大的也在农村。公共财政应该切实转变观念，真正将财政支出的重点转移到农村，从财力分配上支持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小城镇建设，切实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控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

五，关于财政发展的速度与效率问题。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也很突出。长期以来，我们只强调增加政府投入，却不关心支出的绩效。我们衡量公共财政的绩效不能只满足支出数额的增加，更要关注财政资金是否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最急需的地方，解决了什么问题，取得了什么效果。

六，关于宏观税负的问题。我国的宏观税负重，社会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高，还存在着上升的空间。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在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政府性非税收入，居民和企业的负担是比较重的。我们对宏观税负的统计缺少统一规范的标准和口径，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我国宏观税负的水平。作为公共财政应当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科学规范的政府性收入统计制度，反映收入规模和居民实际收入水平。

七，关于防范地方的债务风险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和民生工程。最大的风险在于有些地方将举债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希望将政府举债长期化、经常化。我们应当高度认真地审视地方性债务风险问题，确实遵循实事求是和速度与效益相统一的建设方略。

八，关于税制改革问题。作为公共财政重要部分，税收应当具备三大功能。一是筹集公共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三是引导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从目前看，我国税收筹集财政收入的功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而税收调节社会分配和引导经济协调发展的功能却比较薄弱。今后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重在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

九，预算法的问题。我国现行预算法与现实不匹配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缺乏明确规定，有些政府收支没有纳入预算，脱离人大监督。另外，对规范预算执行缺乏严格的约束，不少地方和政府未经法律批准预算之外增加新的支出，影响预算的法制性和绩效性。今后工作的关键是坚持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和民主理财，对违反预算法的行为严格依法追究责任。

加快推进城乡中医药事业的统筹发展

文｜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原省长 洪虎

“十二五”规划纲要规定坚持中西并重，深入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城乡统筹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中西医并重是我国卫生工作的特征。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首先要允许中西医并存，不能取消其中任何一种，也不能由其中一种取代另一种。其次要中西医都发展，不能只发展一种。第三，要中西医并用，不能只用一种，不用另一种。

第二，中医药是我国特有的卫生医疗模式。中医药“国十条”把中西医并重当作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中医是以人为本的总体医疗科学，中医是以有生命的人为整体医疗对象，可以这样说，西医是治病的科学，治的是身上的病，中医是医人的科学，医的是有病的人，医生是帮助病人，调动病人的能动性战胜疾病，中医更加关注人的总体功能和总体状况，关心病人的身心感受。

第三，中医是系统医学。中医把具体对象放到天体运行、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社会氛围、人际交往等大背景下观察，注意这些因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中医关注人体各个部分、各个组织、各个脏器的联系，从调解他们相互影响中找到治病的方法。

第四，中医是关注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科学。中医关注婴儿、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人生各个阶段的相互关联对健康的影响。关注未病、已病、末病各个病程阶段的影响，关注饮食、衣着、锻炼、养生、调理等对健康的影响。

第五，中医是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生命科学。中医对生命起源有着物质性的认识，对于生命现象有独特的理解，精气神是对生命现象的形象描述，经络现象是中医对生命特征的独到见解，中医认为万物应和谐共存，治病以追求人体营养平衡为主，以控制治病因素为目标，不以杀灭治病因素为目的。

第六，中医是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只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才把中医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待，这并不表明中医作为一种医疗卫生科学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而恰恰反映了中医科学的多面性，传统文化并不是一律要被遗弃的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时期仍然是需要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第七，中医是复合发展中的科学。中医是自然科学又不全是自然科学，中医是人文科学又不全是人文科学，中医是医疗科学又不全是医疗科学，中医是文化又不全是文化。看来中医好像什么都不是，其实中医就是中医，是一门复合的科学，这恰恰是中医的特点。中医是我们要重新认识的认知体系，只有这样全面看待中医，我们才不会拿西医与中医作简单对比。

第八，加快发展中医药是构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的关键措施。在当前普遍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险中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可以大大地降低医疗费用，延缓医疗需求不断增长与医保资金供应相对困难的矛盾，中西医结合的医疗模式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点的基本医疗模式。

第九，加快推进中医药城乡统筹发展。加快推进中医药城乡统筹发展，最根本的是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

成都市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有必要也有可能在加快推进中医药城乡统筹发展方面带头做一些探索和创新。为此建议：

一，发挥中医药非药物治疗的特长和四川农村山区盛产中草药的优势，以农村为重点，通过加快中医药发展，改变中医药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

二，要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和民间中医开办中医诊所或个体行医，要把非药物治疗和中医健身方式普及到基层和家庭，让中医在基层和群众中深深扎根。

三，要充分发挥四川省中药南药基地的作用，大力发展中药种植业，并把发展中药产业作为地区调整种植业和加工业结构的重要内容来抓，一定会创造出一种适合四川省特点的可持续发展中医药的路子。

我相信通过加快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一定能够改善人们对健康医疗方面的需求，从而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

对城乡统筹的几点认识

文｜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原中农办主任 段应碧

统筹城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逐步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了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任务的完成，根据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实际情况提出的重大的战略部署。贯彻中央的这一部署，首先要牢牢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明确它的主要任务。

统筹城乡的精神实质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的主要任务有三条：

第一，要帮助大多数农民完成职业和身份的转换，要把大多数的农民转变成非农职业的城镇居民。

第二，要推进新农村建设，把我们传统的农村、传统的村庄，改造成现代的社区，使我们的农民和从事非农职业，但仍然住在农村的人同样能够享受现代城市文明。

第三，要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最难的，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十多亿人口吃饭始终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推进农业现代化是不行的。

因此，我们要把握这个精神实质，明确这三大任务。实现这三大任务是一个过程，由于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具体的路径，具体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我们应当允许各个地方按照这个要求，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探索、去试验、去闯。但有一条原则，那就是要符合统筹城乡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相反。要有利于实现这三大任务，而不是阻碍它。

从事统筹城乡研究的专家学者，要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总结经验也要把握这个精神实质，明确这三大任务，这样才能把真经总结出来。

比如征地，最早征地是村里征了多少地，相应就把多少农民农转非。当时农民是很高兴的，可是没有过几年下岗了，麻烦就来了。后来改成货币补偿，一亩地补好几万，农民也是高兴得很，可是一方面，钱越来越贬值，开支越来越大，没过几年钱花光了。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精神实质，不能受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看农民当时很高兴，以为就是很好的政策。

总之，我希望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特别是三化同步的进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来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路径和具体措施，我们搞研究的专家学者也要真正扎下去，把真经总结出来。

城乡统筹发展矛盾的

主要方面是三农问题

文｜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贺铿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我认为最主要是城乡统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分割，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在城市，而是三农问题，切实抓好城乡统筹发展工作，我认为需要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必须扭转先城市后农村的发展思路。我们曾经提出过首先做好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灭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思路我认为是不对的，实践证明，这种思路最多只能解决中心城市与郊区农村的发展问题。其结果是中心城市越来越大，广大的农村得不到发展，城乡的差距更加扩大。我们应该扭转这种发展思路。

第二个问题。城镇化要着重发展小城镇。我认为城镇化思路应该进行总结调整，这些年来我们过分地偏重大城市的发展，重视都市圈的发展，主要的财力都用在大城市的市政建设和道路交通方面。这样发展下去，不但城乡差距更加扩大，大城市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交通堵塞、流动人口膨胀、社会矛盾突出。大城市化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追求表面政绩、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我希望“十二五”期间将重心向下，确实加强小城镇建设，在小城镇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把自己的家乡建设成为美好的家园。

第三个问题，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业现代化，没有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建设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黑龙江省农垦农场应该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他们的水稻从育种、培秧、收割都是专业化完成，每个农民一百到二百亩土地，主要做田间管理，产量水平高，收入水平也很高。他们的口号是“劳作在广袤的大地上，居住在现代化的城市里”。应该说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以他们为榜样，河北、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省都可以建立这样的现代化农业。

第四个问题，必须加快农村土地有偿流转。农村土地有偿转移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是不是有将自己的土地和宅基地当作自己的财产来处置的权利。《物权法》的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必须对自己的土地、宅基地有真正的自由处置权，他们才有自我发展的资本，才有真正转移到城市作为市民的可能性，农业现代化也才有实现的条件。

我们现在实现的所谓城乡统筹都是大城市对周边统筹，不是对广大的农村的统筹。当前最大的问题一是思想不解放，二是财政支出的重点没有真正转移到三农问题上来。“十二五”期间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希望各级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抓三农这个主要矛盾方面来，要重农村轻城市，才能共同搞好真正的城乡统筹发展。

“文化自觉”与“城乡文化统筹”

文｜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研究城乡统筹，不仅要研究经济与社会的城乡统筹，还要研究文化的城乡统筹。围绕这个问题，谈三点认识。

一、能否自觉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衡量“文化自觉”的重要尺度。 “文化自觉”不是一个抽象的要求，在今天的中国，提出“文化自觉”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我们认真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其中，包括了要认真面对城乡文化发展的差距，正确认识城乡文化统筹的特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开拓农村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企业成为城乡文化统筹发展中的生力军。

二、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要义在缩小城乡文化的差距。

城乡差距，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水平上的差距，但深究下去，文化上的、人的素质上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文化的功能也在于以文“化”人。因此，文化的问题，实质上是人的素质和能力问题，考察城乡统筹中的人，一是城市的市民，一是农村的农民，而中国的农民自改革开放以来正在转变为具有民主和科学等现代素质的村民。这种深刻的变动性，是我们在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讲城乡文化统筹，许多人关心的是文化怎么样下乡为农民服务等问题，这当然是好的。但是，仅仅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城乡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反映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城市化、都市化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差距。这一差距，恰恰反映了当今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全部矛盾，包括个人与社会、利益与道义、实用与诚信之间的矛盾。因此，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最难的问题，就是要统筹这些价值观上的矛盾，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和引领城乡文化的发展。

三、在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型中统筹城乡文化发展。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国和文化资源大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没有其他捷径，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城乡文化统筹这一基础工作做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这里有三个问题尤其要注意：一是，在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时，要把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作为工作的重点。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形成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统筹发展的新格局。

二是，在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时，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城乡文化的发展。我们讲要重视农村文化的发展，自然包括了要保护乡村文化中的传统文化元素，但是这种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和“护”，而是既要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包括低俗文化、迷信文化、庸俗文化等等；既要保护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它在现代化的轨道上提升自己的品位和境界。

三是，在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时，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我们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能把发展的目标定得过高，更不能把群众的胃口吊得过高。因此，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中，我们的工作着力点应该放在中央提出的“城乡统筹”上，而非“城乡统一”或“城乡完全一体化”上。这是需要注意的。

总之，在今天，讲文化自觉，讲统筹城乡文化发展，就要切切实实地从中国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把我国从文化古国、文化大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我们既不能把“文化强国”变成一个口号，把长远的奋斗目标变为现实的工作要求，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只能通过扎实的工作，在自觉地统筹城乡文化发展的努力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基层医疗服务体系

文｜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 陈文玲

成都、重庆是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的试点，有各方面的经验，统筹城乡发展需要有多方面的推进，其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具有特殊的意义。

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和城市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个差距到底怎么办？是在农村重新建立一和城市相当的医疗体系、医疗供给体系，还是城乡一体化设计推进，这是我们政策上非常重大的选择。这个政策设计如果设计得好的话，可以用较少的投资获取较大的收益，能够使农村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在国家少投资的情况下，产生比较大的效益，使农村的农民能够获得接近和城市相当的医疗服务水平。围绕这个问题，我讲八个字：共享、共建、共有、共赢。

“共享”就是城乡共同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医疗共同体，把涵盖农村的医疗服务体系纳入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目前已经与青海、内蒙、云南这些地方签订了医疗共同体，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通过县乡村已经覆盖到了边境最小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这就是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与农村共享。

“共建”就是城乡一体化的设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既包括城市的社区医院，也包括农村的医疗卫生机构，这个统一设计非常重要。比如和三甲医院对接，这样就可以实现双向转诊，农村向城市转诊，社区向大医院转诊，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向大医院转诊，大医院医治到一定程度，再把这些病人患者转到基层社区医院、农村卫生机构来进行后续治疗。这样的“共建”，可以节省医疗成本。

“共有”就是城乡应该共有这些好的医生、好的设备、好的技术、好的服务。医生应该允许多点执业，我认为城市的医生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应该有强制安排，比如医疗生涯中应该有一年到两年在农村从事医疗服务的经历，这样就可以把城市好的医生资源让农村共享。除了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还应该有更加市场化的安排，就是允许医生自由执业、多点执业、灵活执业，使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生、技术、服务、设备能让更广大的农村共享。

“共赢”就是要通过医疗服务体系再造城乡一体化医疗供给，实现城市农村的共赢、医疗机构、患者、政府的共赢。这样的效果是政府节约了投资，患者得到了好处，医院效益最大化。在新的形势下考虑医疗服务体系的再造，必须把存量资源的调整放在首位，存量资源的调整必须要考虑到制度的可持续性、可承受力和投入产出比。

我认为，在当前城乡一体化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尤其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使更广大的患者受益，是当前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应该创新思路，加快推进。

积极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新途径

文｜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 孔泾源

“三农”是全党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城乡差距总体上不是在缩小，扩大趋势还没有扭转，这意味着在我们涉农制度安排方面有重大缺陷。

第一，我们要探索耕地保护评级制，因为保护耕地全党全民都非常重视。耕地保护是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我们应该汲取统筹城乡改革实验中好的做法，成都市按照一亩耕地多少钱的保护方式，保护农业的生产能力。现在据财政部门测算，我们涉及三农方面的支出已经过万亿，但是真正到农民手上，在粮食生产能力的保护上有多少，并不乐观。从可能性而言，全国耕地如果按照每亩地400元钱进行保护的话，全国只需要7200亿。所以说只要我们转换观念，如果用相当于公款支付的钱，就可以确实把保护耕地的资金用在农村、农民乃至集体经济。

第二，建立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农民或者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作为要素交换的，一是土地，二是劳动。30多年改革开放，土地流转大幅度加强。农民工基本的保障都没有，劳动力的交换成本依然没有得到补偿，包括正常生活。土地转移到城市是征归国有，然后投放市场，土地所有增值收益都是变为国有土地，由政府、城市和工商界进行利益分享，农民得到的只是耕地补偿费，这本身就是扭曲的，农村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土地要素的交换模式。

公益性用地采取征地的方式是必要的，我们要防止土地私有制条件下，为了公共利益征地，而征地成本或者说公益性建设的成本不应该由农民家庭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承担，而应该由社会来承担。应该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征地制度的方式，由此在全社会建立土地使用的社会成本分担。如果按照现在的征地模式，上海征地和内蒙古征地没有差别，就扭曲了产业配置，工商业当然愿意集中在交通物流和市场条件好的东部地区，不愿意往西部走。现在能源资源主要在西部，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耗和市场主要集中在东部，长距离运煤、长距离输电，结果造成内蒙古、新疆100元钱一吨的煤，运到湖南、湖北1200甚至1300元一吨。这种制度不仅影响农村经济，而且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三，创新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新机制。国有企业，尤其垄断企业获得的利润应该转向农业。我们建国六十年有大量的非国有经济资产，要通过市场机制、要素市场的完善来解决要素稀缺价值的问题，比如指标交易问题、地牌交易问题，通过土地资源的稀缺性质获得收益反哺农村。要通过公共财政解决城乡均衡化问题。资本市场要加快农村农业的发展，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金有进有退，在金融领域，不要因为这次金融危机束缚了金融深化和改革开放的步伐，以为不会再出现穷帮富、农村帮城市的反向机制，城乡资本和海外资本应当适应农业发展要求和农业、工商业发展规模。

乡村民主实践与社会管理创新在成都试验区有两点启示。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和农村家庭承包地确权颁证，经济权利最根本的是产权和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只有在交易的过程中，在产生增值收益的过程中才是现实的财权制度，下一步改革应该朝已经确权登记颁证的财产权利怎么在市场过程中实现经济效应方向走。第二，民主制度的建设，农民自治法已经纳入社会国家管理的基本法，但实施过程流于形式，成都实验区通过村民自治或者村民议事会在草根层面得以实施，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最基础性条件。

今后十年或者二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可以逐步推广，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中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以自己选举、荐举选举的制度结合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可以完全形成。

城乡统筹下的农民收入增长问题

文｜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张红宇

今年农民收入有两大亮点。一个亮点是，前三季度，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居民收入5.8个百分点。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城市居民3.1个百分点，今年农民收入延续去年好的形势，增长幅度超过城市居民收入。

第二亮点是，最近一个时期，江苏、安徽、海南、重庆纷纷出台农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农民收入增长计划。江苏提出用七年时间实现农民收入倍增；安徽提出来用五年时间实现农民收入倍增；重庆提出用三年时间实现户均增收工程；海南也提出了相应的计划。这表明，无论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把社会经济发展的注意力由单纯追求GDP转为追求民生方向。

无论从宏观层面来看，还是从典型的地区表现来看，农民收入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都有好的表现，有效促进了城乡居民差距缩小。

但是，农民收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严峻。从去年到今年前三季度，农民收入表现是好的，但这能不能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明年是关键。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明年GDP能不能继续保持增长还不确定，特别是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宽松，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的出口外向型发展低迷，对农民的务工收入也产生不利的影响。家庭经济收入受制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如果明年能够保持继续健康的发展态势，家庭经济收入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困难来自于外部环境导致农民收入，特别是务工收入的确定性增强。比如，沿海发达地区最近中小企业出现问题，对于农民的务工收入能不能保持今年相对于去年20%的增长，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农民收入面临困难和挑战是出自于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本身差距的基数比较高，明年面临的困难程度和不确定性比较强。

我认为，城乡统筹要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成都是城乡统筹先行区，应该在农民收入增加，特别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推进城乡统筹，成都能不能继续在农民收入方面做文章，借鉴其他省区制定倍增计划或者农民收入增长计划，用十年时间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在全国做出表率。

第二，缩小城乡差距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家庭经营收入。

第三，继续通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带动成都的务农经济发展，带来农民工资性的增长，与此同时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

第四，城乡统筹要通过农村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甚至扶贫工作的开展，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开支，只有正视农民收入的增长，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够成功地化解体制机制矛盾，实现全面小康。

“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

完善农村新型治理机制

文｜中共成都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孙平

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中，坚持经济市场化、社会公平华、管理民主化的改革取向，以“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为基础，完善农村新型治理机制。初步建立了民生带动民主，民主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了充满活力，有序自治的良好局面。

长期以来，成都市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着集决策执行于一体，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不分，政府职能和自治组织职能职责不清等突出问题。近年来，成都市探索出一条完善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新路。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分离两完善一改进”。即，村级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分离，政府职能与自治职能分离；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改进农村党组织领导方式，构建起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或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

成都通过构建新型村级治理机制，基本实现了适应科学发展需要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和组织功能再造，通过制度认同和构建，保障了民主自治权利和财产民生权利同步集合和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同时有效地化解了“被自治”、“被民主”的问题，通过创新基层治理机制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促进了社会和谐，主要成效体现在：

一是村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凸显，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村党组织从过去事无巨细直接管理中彻底解脱出来，将时间和精力用在想大事、定方向、管规则、重引导、强监督和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上，充分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的优势，经常听取民意、集中民智，确实加强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组织在农村党员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

二是村民自治得到有效实现，基层民主进一步发展。村民议事会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热情，形成“大家事我关心、集体事我参与”的良好氛围，为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推进基层民主向纵深发展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

三是构建了化解农村矛盾的有效机制，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村民议事会经常有效运行，增强了村级事务决策、执行的透明度和村级事务监督的广泛性和时效性。村民通过对村级事务的决策参与，知晓了政策制定，掌握了决策背景，消除了猜忌和误解，村民议事会成员固定联系一批群众，畅通了村民利益诉求表达和实现的渠道。群众负面情绪得到了宣泄，农村矛盾隐患得到了及时的排解。

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成都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势所趋。通过城乡基层民主探索，我们体会到中国在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应该也完全可以实行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准则和民主管理要求的城乡基层治理机制。

市场逻辑才能创造财富

文｜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

人类有史以来都在追求过上更好的生活，过上幸福的生活，小康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我们达到全面小康之后，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人类追求幸福，大致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使别人痛苦自己变得幸福。第二种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一种是强盗逻辑，就是通过伤害别人使自己幸福。第二种是市场逻辑，为别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财富。过去强盗逻辑更多，现在市场逻辑更多。过去两百多年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就是市场逻辑替代了强盗逻辑。越来越多人认识到，人类按照市场逻辑交换才能共赢，才能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强盗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甚至毁灭财富，只有市场逻辑才能够创造财富。

在近代，我们看到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和德国二战期间他们用强盗逻辑改善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后他们失败了。二战以后，德国为什么又能重新崛起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市场的逻辑，也就是说生产出世界人民喜欢的产品，提供世界人民喜欢的服务，所以他们又重新变成强国。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过去的30年可以理解为一个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逻辑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步走向市场逻辑，从最早的农村改革开始，农民有了自由，任何人只要努力，通过自己的勤奋就可以致富。再之后的价格改革都是用市场逻辑在不断创造财富。为什么市场逻辑能够创造财富？是因为市场下人们有自由，人们有产权，任何人没有权力强加给别人东西，只有使别人高兴、使别人满意，一个企业只有让消费者愿意买你的东西，他才会付你钱。这是我们过去30年取得如此重大进步的原因。

但是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强盗逻辑，不是按照自愿交换的原则，有些政府部门有太多特殊的权力，而我们的个人缺乏自由。

我们未来下一步改革要做什么？就是减少政府控制资源，减少政府对每一个人自由程度的干涉。现在很多人仍然相信有些问题只有政府干预才能解决，包括收入差距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哪一个政府权力大，哪一个地方收入差距就大。哪一个地方有更多人创业就业，哪一个地方收入差距就小。

举一个例子：2004年北京市保姆工资480元钱，现在是2400元钱，是原来的五倍。不受政府过多干预的地方，老百姓的生活会得到更好的改善。我希望市场的逻辑变成我们每个人的理念，国家的未来，全人类的未来，其实都依赖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上世纪50年代，我们相信计划经济，所以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今天如果我们再继续依托计划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经济，我想是绝对没有前途的。

如果政府能给每一个人更多的自由，更多的机会，中国即使今天面临很多困难，我相信未来的前途会更美好，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