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雷，杜文雅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天津300134)

一、中国古代疑案处理的原则

由于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法律的原则性、抽象性与调整的具体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而造成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产生了诸多疑案。根据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不同，中国古代的疑案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疑罪”，这是从事实认定中产生的疑案，即案件事实均是已经发生了的、过去了既成事实，因而在案件线索的收集、证据的获取、查证及证明力的判断等方面，必然产生一定的困难，从而形成疑案;另一类是“疑狱”，这是从法律适用中产生的疑案，即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时，新情况总是不断出现，以相对稳定的法律调整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也难免产生疑案［1］。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在对疑案的处理上，主要采用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疑则从赦”的原则。这是从我国西周时期就开始贯彻和推行的一项法律原则。根据《尚书·吕刑》记载:“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其中，加以赦免的范围，既包括事实认定，“五刑之疑”;也包括法律适用，“五罚之疑”，而且都必须详细查证以后才能实施。这一从赦原则和后来儒家提倡的德治、礼治思想相互结合以后，就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恤刑、慎杀、限制死刑适用的风气。后来的“罪疑从无”的原则是从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的结果，汉代的贾谊对此有过比较精辟的论述:“赏罚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