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山花袋《少女病》中的近代因素

2012-02-08玄美兰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6期

玄美兰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5)

1907年5月，田山花袋在杂志《太阳》上发表小说《少女病》，之后不久发表《棉被》于杂志《新小说》上。作为自然主义代表作家田山花袋的代表作之一《少女病》，详细描写了明治四十年代东京的变化，作品中的近代因素在小说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给小说赋予了近代性。

一、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产生背景

1900年以后，日俄战争的胜利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社会贫富两级的分化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加深了个人与社会的鸿沟。这些促使作家对社会问题的深省。自然主义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流派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1880年左拉发表了《实验小说》和《自然主义小说家》两部论文集，正式将这一文学思潮命名为“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倡导一种纯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早年中江兆民的《维氏美学》就介绍了法国的自然主义。在法国自然主义作家，特别是左拉的影响下，日本也开展了一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这是一场脱离了已有的规范，以一种彻底的探知事物因果关系的态度，以能赤裸裸地描写出人生原本姿态为目的的运动。其确立是通过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岛崎藤村的《破戒》实现的。自然主义在日本形成独有的发展，即将左拉的写实的观察态度与寻求自我解放的浪漫主义合为一体。因此，在日本的自然主义中，自我告白成为主流。这种不夹杂主观的纯客观的表现，不讲技巧的平面描写，赤裸裸的暴露，无理想、无解决的人生认识，似乎成了日本近代小说着意强调的一面。从1906年到1910年，自然主义的鼎盛时期虽然只有5年，但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带给日本文学的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一般认为“私小说”这一文学用法产生于1920年前后，但寻根溯源，又可以发现私小说与自然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小说排斥一定的思想类型，具备日本特有的情感世界。这对日本的多数作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可以说，私小说是日本近代小说发展的一个归着点。

二、新的交通工具——电车的出现

1868年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出台了“文明开化”等一系列开明政策。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民众的思想启蒙者福泽谕吉的《劝学》一书，更是强调了靠“实学”就能出人头地的主张。在这种大环境下，日本从一个武士统治的封建社会飞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日本人的意识形态也与封建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开始更关注自我的欲求。

《少女病》中的男主人公杉田古城是一个在东京一家杂志社工作的中年上班族。他每天早晨7点20分乘坐电车去杂志社。“7点20分”，“电车”这一语言的组合，不禁使人联想到从郊外乘坐交通工具来到市内上班或上学的人们，还暗示着被钟表化、被时间化的工薪阶层时代的到来。日本的第一条铁路是1872年5月开通的长度为15英里的横滨—品川线。作者写《少女病》的1907年前后，铁路迎来电气化新时代，城市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作品中出现的三条电车线路中最古老的是山手线。山手线是明治十七至十八年(1884—1885年)日本铁道公司在上野—品川路段铺设的，成为当时出口生丝的主要运输工具。到了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一月被国有化。与以货物运输为主要目的的山手线相比，甲武线一开始就作为城市主要线路，来往于市内与郊区之间。甲武线由甲武铁路公司在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铺设于新宿到八王子之间，到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延长至饭田町。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八月中野到饭田町路段的火车全部电气化，同年十二月延长至御茶之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十月，新宿到御茶之水之间的电车从上午4点15分到下午11点6分之间，每隔7分钟运行一次。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路面电车由原来的三家公司，即东京电气铁道(电铁)、东京市街铁道(街铁)、东京电气铁道(外濠线)合并成东京铁道。

错综复杂的线路经常使明治时代的人们感到困惑。男主人公杉田古城从电车跌落之后被反方向开来的电车撞死。他的死并不是因为对电车的不适应，而是因为他总是被电车里的美少女所迷惑，精神恍惚所致。关于这一结局，有很多学者提出田山花袋想要告别过去的自己，因此结局让主人公死去。例如尾形明子认为“主人公就是被讽刺化的花袋本人”，认为结尾部分主人公的死亡，就是作者在“批判自己，嘲笑自己，埋葬自己”。［1］堀切直人说:“花袋年轻时的作品多数是令人伤感的少女小说，博得了年轻女性的青睐。步入中年之后，为了写出成人喜欢的小说，就必须与过去的少女小说诀别。她把小说命名为《少女病》，让患少女病的过去自己的分身在小说中死去。企图埋葬作为少女小说家的自己。”［2］

作家接下来发表的《棉被》的结局与《少女病》的结局截然相反，《棉被》中的主人公竹中在渴求和悲哀绝望心情驱使下，居然跑到芳子住过的房间，把头埋在芳子盖过还留着年轻姑娘体味的棉被里伤心地哭了。［3］从这不同的结局，学者们认为这是花袋要与过去的自己诀别的暗示。在结局的部分，作为近代交通工具——电车，夺走了主人公的生命。那么近代“文明”带给人们的就是幸福吗?关于这一点小说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但是由于电车的出现，才使得不认识的人们挤在同一辆电车里，使得主人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肆意窥视周边的美少女，由此感到心灵的满足。既然是称做“病”，那么这种欲望也是属于不正常的心理范围，至少明治时代的人们是这样认为的。由于有了“电车”这样的媒介物，被压抑的欲望得到满足，这也是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近代性。

三、东京都郊外的变化

与《少女病》的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是路面电车和甲武线，只要住在电车线路周围，就有可能像男主人公杉田古城那样，从郊外到市内上班。由于交通的便利，自明治四十年(1907年)前后开始，这个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尤其是千驮谷的人口飞快增加(见表1)。但是另一方面，包括武藏野在内的东京都的市内和郊外的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

表1 东京都西郊的人口增加人

江户(现在的东京)人口在天保期大约有30万人，明治维新后不久减到17.8万人，之后又开始增加。到明治时代中期为止，山手线周围人口剧增，之后，主要是在郊外有人口的变化。例如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之后丰多摩群的人口急剧增加，东京郊外的地价也暴涨，这种变化改变了当地的农民。农民拿到卖地挣来的巨额资金，心里开始向往浮华的城市生活。

男主人公每天从千驮谷的新型住宅到神田锦街的杂志社上班。明治末期东京已经延伸到郊外，在此住着在东京上班的工薪阶层。这些人由于与当地居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或人际交往，居民们自然而然地要格外注意这些工薪阶层。男主人公的不协调感不仅来自他的服装，所有的他的一切都与当地居民有很大区别。都市化浪潮已经波及千驮谷等周边地区，此时新旧居民间必定产生人际关系的不协调。在小说第一章描写了当地人们对男主人公的出现作出种种猜测的场面，每天像钟表般准时从家里出发的男主人公与当地务农的人们的生活的对比，以及郊外出现的为工薪阶层盖的新的租屋，都客观地描写出大都会东京的诞生过程。郊外变成城市，农民逐渐失去土地，最终变成了城里人。这样细致的对郊外通勤部分的描写，也是这部小说的极具近代性的一部分。

四、明治后期的女子教育制度的改革

《少女病》和《棉被》中的男主人公都是已婚的中年男人。他们都处在婚后的厌倦乏味期，感到了家庭的寂寞和人生的孤独。《少女病》中的男主人公暗恋着少女——也就是女学生，但是女学生不是特定的某人，而是无数个貌美的女学生。女学生与过去的传统女性相比，都受到过较好的教育，是有知识的新时代女性。这与《棉被》中的芳子有相似之处。关于《棉被》中的新女性形象，我国学者也作了深入的探讨。肖霞认为，在《棉被》这部小说中，芳子作为“新女性”，“不管从其思想愿望、文学追求，还是从穿着打扮、交友方式来看，都超前、时尚。她自由、开放、纯真无邪，追求志同道合的爱情，甘愿为爱情牺牲自己的一切”［4］。《少女病》中的女性也如此，她们所处的年代——明治四十年前后的日本，对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加以改革。明治五年(1872年)进行的学制改革规定，女子必须完成八年制的小学教育。而后相继出现了公立的女子学校、基督教女子学校、神户女子学院等。其后设置了高等小学校以及高等女子师范学校附属高等女学校等。从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起，女子高等教育论开始盛行，当时日本认为要建设一个强国，就必须重视女子教育。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发布了高等女学校令。各县至少要设立一所高等女学校。从高等小学二年级毕业后(12岁)再上四年制的高等女学校。她们的必修科目是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家务、缝纫、美术、音乐、体育等。作为选修课还有外语。虽然当时日本财政面临困境，但是在全国相继设立了高等女学校，得到了社会民众的认可，入学者蜂拥而至，到了明治三十年代出现了女高热潮。《少女病》中对这些在高等女学校上学的少女的着装、发饰都有详细的描写，敏感地捕捉到当时受人瞩目的女学生的形象，使作品充满了近代因素。肖霞认为，《棉被》与森鸥外、夏目漱石等作家的作品相比，作者跳出个人的视域局限，着眼于社会现实，及时捕捉到明治四十年代的社会突出问题。［4］笔者认为花袋的《少女病》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