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华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阎若璩是清代朴学兴起的关键人物，所撰《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为世推重，《潜丘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以零金碎玉的札记形式辩疑问难，开启清人札记论学之风气。汪琬也是朴学之兴的重要人物，所著《古今五服考异》是清代第一部礼学杰作。后世学者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若璩为朴学先驱，固无可非议，但将汪琬仅视作古文家，则未尽然。康熙间阎、汪礼学之争是清代礼学史上的第一场大论争，对清代礼学发轫、经学之兴都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考察论争始末，辨析二人礼学思想、研经治礼方法的异同，冀稍有助于清初学术史的重新发掘与梳理。

一、论争始末

阎若璩少汪琬十二岁，二人结识很晚，科场经历对其问学、人生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顺治十二年(1655)，汪琬成进士，肆力经史;康熙九年(1670)倦于仕宦，归隐著书授徒。计东说他“务疏明经义，旁及先儒诸说，参稽异同，求其至当。每以丧礼废坏，乃著《古今五服考异》八卷，综核精详，多宋元诸贤所未发”。［1］若璩得父修龄及父挚靳茶坡之教，博学多识，然以诸生困科场，声名不彰。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应荐博学鸿儒，始与汪琬相见都门，时年四十三，而汪琬已五十五矣。

清廷诏特开制科，汪琬、阎若璩俱在荐举一百八十六人之列。汪琬屡辞不获，入都萧然而居，独喜与李因笃诸友谈学。若璩结识汪琬之初，即因论学不合相龃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