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

（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89）

一、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中心课题”

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重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1]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再一次重申。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设定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和本质要求。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364）我们理解，邓小平同志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包含了这样的涵义，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要把共同富裕问题作为中心问题，在这个阶段上，经济社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新中国成立62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 4000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经过62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初步实现了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小康生活。2010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达到了80000亿人民币，在一定水平上解决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是可以做到的。二是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设计中的重要制度建设。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要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虽然邓小平同志当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或社会管理，但实际上是包含了这样的内容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三是中国是一个拥有自己远大发展目标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根据新的历史情况，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这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50年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走很长的路，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是走不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在这样一个高度上来理解缩小三个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

社会差距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新时期新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需要出发，把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体制放在重要战略位置。收入分配体制涉及到若干深层次问题。设计收入分配体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社会近二百年来的历史和挑战，这需要大智慧。一是经济发展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应该主要由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阶层收入的增加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进步加速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情况下，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必然会减少。这种减少反过来又反映出长期的失业问题、全球化、制造业工作机会向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转移等等。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发生在各个地区的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占有不同本身也会造成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扩大，为了抑制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过度扩大，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一定领域的公共性是必不可缺的。这是我们理解的为什么在那些经济已经十分成熟、市场化程度非常高、政府公共福利制度非常完善的国家，收入分类和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现象依然存在。当前在研究共同富裕问题上，我们需要国际视野。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制，分配手段比较完善，经济社会比较成熟的美国和日本还会出现这类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不是我们国家独有的现象，要把我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纳入到整个全球历史和现实中考察，把问题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和世界视野中来深入研究。这可能是为什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研讨班结业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要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同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对国外关于社会建设的研究结合起来，同对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同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和拉美国家及地区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结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关于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更加完备，使我们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工作更加富有成效”。这为我们深入、科学地研究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出了一条思路。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仅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课题。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西欧、北欧等地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导致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社会问题凸显，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冲突加剧，社会风险剧增，甚至在一些国家从社会领域传导到政治领域，导致政权更迭。最近，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在英国首都伦敦爆发，进而扩散到伯明翰、利物浦、利兹、布里斯托等英格兰地区的城市。究其根本原因，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是无法回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共同富裕也是一个世界性课题。

二、正视当前社会差距问题

（一）当前社会差距透视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不协调和结构失衡问题，其中突出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诸如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存在扩大趋势。

在收入分配领域，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48。从收入法核算GDP看，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呈下降趋势；由于作为收入分配重要制度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亟待完善，老百姓未来生活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城乡、地区、个人、行业等领域存在巨大收入差距，甚至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高收入群体虽然有购买能力，但是消费意愿不足，低收入群体虽然有购买意愿，但支付能力不足。《十二五规划纲要》虽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诸如“两个同步”等，但是从2011年上半年的执行情况看，并不理想。2011年上半年收入增速，国企24.2%、财政31.2%、居民7.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和分析，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同比增加766元，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21033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从分地区可支配收入情况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由 2009 年的 147.4：101.1：100：100.8略变为 2010 年的 147.2：101.0：100：100.9。总体看来，东部与其他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未变。

在城乡发展领域，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我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49.68%，但其中含有10%至12%的外来人口，他们没有或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很低，单位或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7.6%、21.8%、12.9%和4.1%。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的比例为0.7%。

在地区发展方面，我们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例。缺乏基本公共服务，将加剧城镇贫困人口的发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目前城镇贫困人口为低保人口的两倍。[3]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存在严重地区性不均等。而这种地区差别由于城市化滞后又表现为严重的城乡差别。长期的城乡分治在城乡之间形成严重体制分割和城乡歧视。城乡差别和体制分割给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造成了现有的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内部的体制不接轨。这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基本特征。义务教育虽在全国基本实现，但在设施、设备和人员配置上存在巨大地区和城乡差别，而且这些差别也存在于城市内部的打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之间，地区因素和体制因素相互交织；卫生保健方面的地区差距，首先表现在卫生费用的分布上，农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设施与城市比较也有一定差距；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范围还是比较窄、各地差异较大、部分社会群体保障待遇水平较低，城乡社会保障存在体制分隔、缺乏衔接等突出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费不能随经济社会发展相应增加，导致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保障范围狭窄、标准低。

（二）影响社会差距的因素分析

有两个造成社会差距的因素值得进一步分析：一是生产要素占有的性质，二是现行政策措施的效果。

关于生产要素的占有，恩格斯在1886年11月5日的《资本论》第四版序言中指出，“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4]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综合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真正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产生了法律和政治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决定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特征。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产生于此。问题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政府也在调整其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典型的例证就是消除由于财富过度集中和阶级关系过度紧张引发的社会关系冲突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出现。

关于现行政策措施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经济学家博斯腾讲述的一个寓言来加以说明。“我曾经听人们讲过一个发生在天堂和地狱中的寓言：分别在天堂和地狱的人们，围坐在盛满美味大餐的餐桌旁，食物远离他们，不过他们每人都手握真正的、可以触及那些食物的长长餐叉。在地狱，人人都挨饿，因为尽管每个人都可以用手中的餐叉去取到食物，但是，餐叉长于他们的手臂，以至于他们弯过手臂难以把餐叉终端的食物送到嘴里。在天堂，人们也面临餐叉太长问题，但是大家吃得很好，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互相喂食”。[5]（P3）紧接着这个寓言，博斯腾阐释道：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权力一直是美国价值的核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美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像在地狱里吃饭一样，人们被推到了相互孤立的境地，尽管经济持续发展，似乎人人都感到饥饿。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要素占有因历史、家庭、个人禀赋不同而不同，社会差距也同样难以不免，现行政策的关键是如何抑制不合理的社会差距和保持适度的社会差距，并为那些处于边缘、不利和弱势地位的人群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

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情况比较

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市场和政府各自的角色。必须承认，市场是最有效的，但不是最公正的，因为它不能保证基本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尤其是向那些最需要的人的倾斜。不仅像博斯腾这样的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甚至连像巴菲特这样的资本家也有同样的感觉。2006年巴菲特在向盖茨基金会的认捐签署仪式上说了这样一番话：“市场经济无助于解决贫富差距”。举例来说，一些在发达国家看来已经成为历史的传染病，却在第三世界和不发达地区流行，侵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例如艾滋病。尽管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药物，但是药品开发商宁愿开发让富裕的男人性生活更美妙的“伟哥”，也不愿意开发穷人急需的药品，因为他们太穷了，无利可图。据统计，从1975年到2004年间全世界开发出来的1556种药品中，只有百分之一用在那些影响数十亿人存亡疾病上。对于美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经济学家柯密特·高登有一个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美国社会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然而其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6]（P1）2006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也承认：“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经济的，有时也是社会的－市场总是不完美的”。[7]（P105）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面对社会差距，要特别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一般认为，公共政策发端于1873年由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创立的“德国公共政策学会”，迄今已经有130年的历史。考察公共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演进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一条主线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如何协调效益与平等追求之间的矛盾。英国最早的济贫法就是针对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其核心目标就是消除贫富严重分化，减少贫困人口的规模，保持社会稳定与正常运行。在制度经济学的视野里市场的确存在很多缺陷即所谓“市场失灵”的方面，政府以政策的手段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当然，过多的政府干预会损害市场的效率。

这就触及到了公共政策的公正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应用涉及到实施这些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自身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决策者和执行者本身是政策的受益者，决策者和执行者在实施政策、制定政策过程中难以超越价值中立原则，这就必然造成社会发展领域的不平等，甚至出现“经济和技术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的现象。“市场如果受到富人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他们将产生不平等，将使市场失效－并使不同利益群体产生扩大财富的不同激励”。[7]（P30）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保持其公正性，并创造条件让社会参与分配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过程，政府的责任尤为重要。这个问题在当前尤其需要重申和强调。

（三）国际历史上经验和教训借鉴

美国历史学家迪克逊·韦克特说，1929～1941年这段时期是从国内的一次崩溃开始的，这场崩溃源于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多半是对群体福利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灾难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才能把大车从泥潭中拉出来。如何提高所得税的征收税率，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历史中借鉴经验。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表面是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实质上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20世纪20年代之前，税收对于美国富人来说不是沉重的负担，当时的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政府对最大的地产所征收的遗产税也不过20%。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富人面对的税收不仅高于20年代，即便是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是很低的。在罗斯福第一任期，美国所得税最高税率升至63%，在其第二任期升至79%，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伴随美国背起“冷战”的开支，所得税率达到91%。与此同时，政府对企业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以上。美国富人是“新政”的最大受害者，而蓝领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则成了最大受益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是这样评价“新政”政策的，“‘大压缩’使收入均衡保持了三十多年之久，而平等的时代也是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我们从未能重现的时代”。战后繁荣时期，美国普通家庭的收入几乎翻了一番，按当前的物价折算，从2.2万美元提高到4.4万美元，相当于2.7%的增长率。各群体的收入也保持了大致相同的速度，延续了“大压缩”时期带来的分配相对平等状态。“大压缩”不仅没有破坏美国的生产力，反而给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

三、完善利益格局的基本思路

要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必须建立一个尽可能使社会成员发展机会均等、全体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机制。这就要求发挥市场在合理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和企业与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三者形成一个合力，一道工作，共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变通的理念，这个理念既能接纳个人自由，又强调这种个人自由应当通过更合作的方式来应对人们面对的挑战来实现。要创造条件利用政府去实现预期目标。公共政策不能简单地有效地阐述减税对全球化、卫生保健、养老保险、经济安全的破坏，不能简单地把事情推给市场并告诉公众让他们自己干吧，就像18世纪的黄金投机家，去试一把，要么致富，要么贫困潦倒。

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社会分配机制，处理好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既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兼顾社会公平，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效率优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兼顾公平是促进共同富裕，二者要同时并举，不可顾此失彼。要加强国家对分配机制的宏观调控，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这就是，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当前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好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就很难在社会认同上达成共识。政府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手段很多，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生活于社会安全网之内，他们才会普遍认同他们所处的社会。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前总统弗兰克林 D.罗斯福说的，检验我们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我们能否使那些富裕的人更加富裕，为那些不富裕的人提供足够的物品和服务。这实际上让我们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和前提，在技术进步、全球一体化等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来保证那些不富裕的人能够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和体面的生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政府公共服务功能强化、政府公共财政扩大、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市场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毫无疑问，市场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配置资源的最佳选择。但是，要让市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必须为其创造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环境。

经过32年的努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开始较大程度地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仍然较低、很不健全、很不完善，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矛盾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同时，我们又面临转轨过程中诸多新问题。如果我们把建设市场经济看做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完善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体制，以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产权明晰、融合互补、协调发展；现代企业制度普遍建立，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较为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基本形成，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协调发展，消费者、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建立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机制，和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建立，并在规范市场，调节经济、管理社会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社会组织及其治理机制得到较快发展和完善，个人、企业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决策机制、治理机制初步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治体系和文化价值基本建立，并在社会调节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不断完善再分配格局。要进一步对包括国有经济在内的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使之与新的资产管理体制的建设和运行相配合，将有限的国有资产特别是其增量部分，主要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配置到社会发展与社会事业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第二，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要加速推进还没有实质性转轨的大型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除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外，其他所有国有企业应在股权多元化基础上规范公司制度，形成合理、有效的治理结构。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应在与其他资本的融合和公平竞争中加快结构调整，部分国有资本可以转入经济社会发展更为需要、社会效益更为明显的公共服务领域和社会事业领域，尤其是教育、卫生、低收入阶层的救助等领域。

第三，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要加快非市场领域的国有资本，包括社会事业单位的改革，应结合政府转型、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建设，加快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相衔接，向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促进国有企业职工就业机制转换和进一步发展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形成与我国国情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就业和再就业机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构筑覆盖全社会的社会安全网，保证低收入阶层充分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发展机会。

第四、积极完善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制度，在保护农民和城镇居民权益的同时，不断探索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途径和办法，土地问题是中国当前利益格局中最富有挑战性、最为复杂的问题。要着力明晰公共利益的边界，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完善征地时的争议和纠纷制度，保护个人的土地财产权等。

（二）发挥政府在再分配中的积极作用

关于这一点，欧洲社会模式值得借鉴。欧洲等所谓福利国家虽然社会差距在扩大，但是保持在了一个大家公认的合理范围之内，究其原因，就是政府通过高额收入加大政府的公共财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来保障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欧洲社会模式的动力来源于竞争、团结和互信三者之间的互动。欧盟所有成员国的国家制度都致力于寻求经济效率与社会进步的协调。各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各有千秋，但所有国家都有成立行业协会、资方协会和工会等组织的自由，有在协商中表达并捍卫自己观点的自由和经营自由，这些都构成了欧洲社会模式的基础”。另一个重要的参数是：应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安全体系，它会充当‘社会减震器’的作用，尤其在危机出现时，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重要性“。[8]欧洲的经验说明，第一，社会发展离不开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第二、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是社会进步的重要的内容。第三、社会安全网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也说：”社会福利政策和福利国家总体来说属于现代社会的基础体制，属于公民的‘制度资本’，其形式各异，如联邦德国的福利国家，这是从其历史条件当中发展而来的。公共政策和福利国家一方面是现代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现代化继续发展的条件。它们创造了社会一体化和系统一体化的中心制度。同时它们也使得社会分层新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阶段成为可能“。[9]（P9）这个理论可以从美国现代福利体制的产生过程得到认证。在1930年之前，美国的救济工作和所需要的资金基本是教会或非营利组织提供的，人们以慈善的方式帮助穷人。有时大都市政府也会拿出一些钱来帮助穷人。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萧条，从股市崩溃开始，银行破产、工厂倒闭、农民破产，经济社会进入恶性循环，失业人口也从1929年的300万人上升到1933年的1500万人，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对如此巨大的社会挑战，慈善机构、慈善的富人已经无能为力。为了应对这史无前例的社会危机，罗斯福总统向国会争取公款，援助失业家庭，这次经济大萧条，导致了美国社会福利体制的建立，并得到不断完善，1945年，美国社会安全制度的产生，从而保证美国国民在经济社会上有一种安全感。[10]（P3-4）为了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减少对于经济的直接投入，加大对于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

（三）强化社会力量在社会事务中的角色

完善市场经济可以使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则会进一步改善机会均等的环境，而鼓励公众参与社会事务-捐献财物和时间，则可以促进社会的价值认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了州和地方政府及私人团体的作用，更多地通过非营利组织来具体实施社会保障项目，除了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以外，由第三方即非营利组织负责提供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成为这种政府运作体系下的重要受益者。在这里，个人是心甘情愿、自觉自愿地从事某项事业。”[11]（P49）我们称其为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社会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相互帮助，更重要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是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价值，它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新华网,2011-07-01.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流动人口推动：城镇贫困人口为低保人数两倍[N].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8-04.

[4]恩格斯.资本论(第四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Jared Bernstein.ALL TOGETHER NOW，Common Sense for a Fair Economy[M].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Inc.,2006.

[6][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王奔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6：Equity and Development[M].The Co-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8]马里奥·塞彼.欧洲社会对话[J].中国经济社会论坛,2010,（4）.

[9]（德）沃尔夫冈·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0]黎帼华.美国社会服务[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11]美国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