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 建

19世纪末期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大批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并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学术力量。20世纪初，晚清留日学生创办了大约97种学生期刊，[1]并通过多种渠道将期刊销售到国内外华人世界中去，进而影响了晚清的政治、学术格局。关于晚清留日学生期刊的发展，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试从办刊主体变迁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发现学术与政治间的生态关系。

一、兴起：跨省留日学生团体期刊时代（1900～1902）

1900年11月，《开智录》创刊于日本横滨，同年12月出改良第一期，每月两册，停刊于1901年春，具体卷数不详，据冯自由指出，“出版至十余号而止”。[2]它是由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郑贯一、冯自由、冯斯栾等三人创办。19世纪末，郑贯一因所读学校经费短缺改组而去《清议报》工作。1900年，梁启超从日本远赴美国，《清议报》笔政由麦孟华摄理，期刊开始受康有为的直接干预，稍涉急激之文字俱不许登载。“诸记者咸以为苦，而莫敢撄其锋。郑乃约同学冯懋龙、冯斯栾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3]换言之，郑贯一难以忍受《清议报》办刊风格的变化，于是倡导并创办了《开智录》。郑贯一对康有为等人办刊风格的不认同，事实上为后来《开智录》的停刊埋下了伏笔。在《开智录》创办初期，郑贯一与《清议报》的关系比较良好，而且出于各种现实因素的考虑，其发行及印刷上只能借助于《清议报》，“凡有清议报销流之地，即莫不有开智录”。因《开智录》文字浅显，立论新奇，世界各地华侨“多欢迎之，尤以南洋群岛为最”。这直接影响了海外保皇会工作的开展。于是，《清议报》不许《开智录》在该报馆印刷，并解除了郑贯一的编辑职务。《开智录》“以无所凭借，由是告终”。[4]

1900年12月，《译书汇编》在日本东京创刊，每月出版一期。《译书汇编》社成员与励志会有密切关系，均为其骨干。励志会是1900年东京中国留学生团体，“研究实学，以为立宪之预备；养成公德，以为国民之表率；重视责任，以为辨办之基础，”[5]开跨省份留学生团体创办期刊之先河。当时参与《译书汇编》社成员来自江浙沿海各省，据《译书汇编》第二年第3期刊登的社告，其中除戢翼翚为湖北籍、金邦平为安徽籍外，周祖培、钱承鋕等其他12人均来自于江苏、浙江两省。他们中大多是政法专业留学生，对中国的现实和命运多为关注，“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故本编亟先刊行此类，至兵农工商各专门之书亦有译出者，以后当陆续择要刊行”。[6]《译书汇编》最初读者订阅较少，每期往往印一千份以上，而销量仅有十之一、二，但因译笔流利典雅，内容新颖，很快获得巨大成功，“国内读者纷纷订阅，有时甚至要重印”。[7]

二、初步发展：同乡留日学生团体期刊兴起时代(1902～1905)

1901年7月，清政府下诏废止八股文，改试策论，并选派学生出洋，且有酌用东西洋毕业学生之议。这前后，留日学生数量剧增，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同瀛录”统计，1898～1900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43人。1901年年终人数至274人；1902年8月止为614人，年终达千余人；1903年，在校人数最少不低于1454人，1904年在校人数最少不低于2560人，最高可达3000人。1905～1906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12909人。[8]这时，日本留学生中一部分人的人生目标较之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热衷于利禄的追求，不再从事思想启蒙等与之不相符的活动，从而导致了励志会等以交换知识、联系感情为宗旨的跨区域组织的解体，其机关刊物亦受牵连，《译书汇编》被迫改革，自第9期起改成以登著述为主、编译为辅的形式，后来又改名为《政法学报》，宣称“专主实学，不事空谈，自始至终无一篇简文章，无一句空泛话”，要使之成为“政法学界之灯”。[9]

然而，无论是出于政治宣传，还是出于联系感情的目的，相对稳定的团体组织需求始终存在。在这种氛围中，一种以同乡师友关系为纽带的的群体开始出现，他们把乡土情感诉之于浓厚的眷乡之情，并辅之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在早期，这种区域性的群体往往是以同乡会的面目出现。譬如湖南恳亲会，为湖南籍留日学生和同省游历日本的士绅组成，旨在“对于同乡加厚情谊，对于同国联络声气，对于世界研究学术”；[10]湖北同乡会由“湖北留学同人团结而成”，旨在“敦睦乡谊，砥砺学行推广一切公益事件”；[11]浙江同乡会，由“吾浙留学生及官绅游历或寄居日本者所组织”，旨在“笃厚乡谊为主”。[12]这些留日学生同乡会亦创办期刊作为机关刊物，如《湖北学生界》《浙江潮》。这些以同乡会为创办单位的留日学生期刊，在1902至1905年间得到了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十余种期刊。

三、高潮：同乡留日学生团体期刊转型与分化时代（1906～1908）

留日学生期刊的发展引起了清政府的不满与恐慌。1902年，清政府设立了驻日留学生监督处，管理留日学生。1903年，又出台了《约束游学生章程》，曰“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否，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如有刊发书报，“但有妄为矫激之说，紊纲纪害治安之字句者，请各学堂从严禁阻。或经中国出使大臣总监督查有凭据，确系在日本国境内刊刷翻印者，随时知会日本应管官署，商酌办法，实为查禁”。[13]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清政府鞭长莫及。到190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缘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期刊的监管日趋严厉，当时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指出“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14]在当时语境下，“性行不良”指的是留日学生从事的革命活动。在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夹击下，以同乡会机关刊物出现、传播相对激进言论已变得不太现实。部分学生期刊开始分化、转型，出现了《音乐小杂志》《教育》《法政杂志》《医药学报》《法政学交通社杂志》《卫生世界》《农桑学杂志》等十余种专业性的期刊。

鉴于很多同乡会机关刊物不能刊登其革命言论，同盟会成员聚合自身力量，创办了《云南》《洞庭波》《晋乘》《河南》《豫报》《四川》《关陇》《夏声》等一批学生期刊来宣传革命思想。此时的同盟会员创办的期刊大都是采取省份命名的方式。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受到《浙江潮》等杂志的影响，强调从乡土出发启发明智，譬如《夏声》社同仁认为“蜀之鹃，浙之潮，洞庭之波，鸣其不平，以为激励，大抵皆忧时爱国之士发愤悲伤之所为作也，且即地制名，动人较易不忘，厥本义尤厚焉”。[15]同时也有便于宣传革命的目的。吴玉章回忆说，“1906年以后，《民报》运进国内就较前更加困难了。为此，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继续出版报刊，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16]

四、没落：专业性学会创办的学生期刊（1909～1911）

1909年始，留日学生数量剧减，年底降至3000人，1912年减至1400人。而这距离1907年1万人的留学数量，已经是遥不可及的，这使得大规模人力投入期刊的创办已变得不太可能。同时，国内已创办了大量的学术及综合性期刊，从日本办刊再转道运回国内销售也显得不合时宜。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留日学生只能借助于日本的学术优势，通过专业性学会办刊的形式，传播思想。在当时，专业性学会创办的学生期刊大致有《女报》《海军》《中国蚕丝业会报》《湘路警钟》《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铁路界》《工商学报》《浙湖工业同志会杂志》《中国商业研究会月报》等9种，其他的群体创办的学生期刊仅有《宪政新志》《中国青年学粹》《陕北》《教育今语》等几种。换言之，专业性学会创办的学生期刊在此时成为了留日学生期刊的主体。然而留日学生期刊的这种发展，并不能掩饰其发展高潮的褪去。据有学者考证，从1901～1911年间，每年留日学生期刊实际保有量是：1900年2种，1901年4种，1902年3种，1903年12种，1904年11种，1905年8种，1906年14种，1907年32种，1908年24种，1909年10种，1910年11种，1911种8种。[17]换言之，此时较之前的1907、1908年，无论是保有量，还是创刊量上，都是无法比拟的。

五、在创刊主体变化中晚清留日学生期刊呈现的特色

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期刊，由于创办主体的变化，其发展大体上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从创办者的籍贯来看，东部城市逐渐向内陆及边疆城市蔓延。1902至1905年，当时知名的几家留日学生期刊基本上都是浙江、江苏、湖北等比较开放的沿海、沿江地区留学生所办，而自1906年始，这种格局有了比较大的突破，出现了《鹃声》《云南》《四川》《夏声》《滇话报》《晋乘》等相对封闭的内陆腹地省份留日学生所办的期刊。之所以会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地城市留日学生人数的增多。1905年年底，沿海等地留学生大量归国，其中浙江籍留学生200余名，云南、四川等内陆地区留学生人数不减反增。锡良奏称：1905年的四川省“自风气盛开，东游相继，官费而外，自费游学者，不下四五百人”。[18]又如江西籍留日学生，在1904年2月只有27人，5月清政府选派学生留日，从1905年始，人数逐渐增多，尤其是自费生增长迅猛，据不完全统计，到1908年，前后留日学生人数猛增了250多人，其中1906年的人数就达近200人。[19]

其二，留日学生期刊大都卷数不固定，极易停刊。留日学生期刊的经费通常由会员集资而成，经费不足是其常态。在早期，期刊主要作为同乡会组织的机关刊物，经济境况相对好一些，但即便如此，有限的经费也只能是维持编辑部的基本运转，不少刊物连工作人员的薪水与来稿稿费都拿不出来。譬如《江苏》，“本会会员及本部办事各人皆各尽公众之义务，不领薪水亦无酬劳”，[20]这种现象在1905年后同乡友朋创办的期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景定成等人创办的《晋乘》出了3期，之所以短命，“因经济拮据而停刊”。[21]此外，清政府对留日学生期刊的管制日益森严，亦对其发行与销售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04年5月8日，清廷军机大臣鹿传霖致函各省督抚，要求查禁《新民丛报》《浙江潮》等各种“悖逆”书刊，28日袁世凯因军机处函“通饬各属暨各学堂禁阅新书、新报”，“各书坊铺店不准代售以上所开各书报，官绅士庶均不准购阅，原有者立即销毁。[22]1905年锡良曾发告示张禁《鹃声》“有藏者则比室株连，获主笔则就地正法”。[23]这其中，尽管有个别杂志因清政府的查禁而名声大涨，销量剧增，但这毕竟只是暂时而已，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其三，学生期刊销售网络往往借助于师友、同乡关系。晚晴留日学生大都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社会关系，其期刊销售只能借助于熟人网络。从《开智录》开始，便是如此。《开智录》是依托于与郑贯一关系密切的《清议报》。后来，尽管大多学生期刊在国内都设有发行所，或代理处，但不难发现，所谓的发行所或代理处，大多是学校、书店及新闻机构，《游学译编》的代派处多是广智书局、官报馆、文海阁、梁溪务实学堂等文教机构，《湖北学生界》的代派处则是开明书店、文明书室等文教机构。这些机构或多或少地与留日学生存在师友或同乡关系，譬如《湖北学生界》的总发行委托湖北省武汉市中东书社；《浙江潮》由浙江籍汪康年创办的上海《中外日报》总发行；《游学译编》曾在苏报馆设总派报处；山西同乡会创办的《第一晋话报》总发行为山西太原师范学堂及教育研究会。

[1][17]谷长岭,叶凤美.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期刊[J].新闻春秋，2011，（2）

[2][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5]励志会章程[J].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1903年3月

[6]简要章程[J].译书汇编,第1年第1期，1900年12月

[7][14]实藤惠秀著,谭汝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

[8]苏贵民.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正[J].社会科学战线,1981，（4）

[9]本学报十大特色[J].政法学报,第1期,1903年4月

[10]湖南恳亲会草章[J].游学译编,第2册,1902年12月

[11]湖北同乡会章程[J].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年1月

[12]浙江同乡会简章[J].浙江潮,第1册,1903年2月

[13]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15]百无.夏声说[J].夏声,第1期,1908年2月

[16]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

[18]锡良.锡良遗稿[M].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9]黄耀柏.清末江西留日学生述论[J].江西社会科学,1992，（1）

[20]江苏同乡会调查部公约[J].江苏,第4期，1903年6月

[21]赵瞻国.景梅九年谱简编[A].运城文史资料（山西）[C].第10辑,1990年

[22]投函[N].警钟日报,1904-05-28

[23]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