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 奋

英国的霍加斯出版社（the Hogarth Press，1917～1987年），由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夫妇共同创建和经营。在前30年的出版历程中（后40年并入查特与温达斯出版社，维持其原有出版风格），它出版了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等英国作家的作品，引进了弗洛伊德、琼斯等心理学家的系列作品，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俄国小说家的作品，在催生和推进英国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霍加斯出版社之所以能发挥推进英国文化发展的作用，源于它独到的理念、联动的运作机制和开放的国际视野，回顾和总结霍加斯的出版理念和文化推进举措，有益于我们借鉴并汲取国外文化出版的特质和机制。

一、霍加斯的出版理念：杂糅思想

霍加斯是20世纪初期英国诸多私营出版社中的一家。当时英国私营出版社流行，运行时间短则3至5年，长则10至20年就无法持久经营。在这一态势中，霍加斯的营运却一直处于良好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拥有适合自身发展的出版理念。出版社负责人伦纳德·伍尔夫曾用非常直白的话描述他的出版理念，并称它为“杂糅”：[1]

“我们的基本关注点是图书非物质的那个部分：作者说了什么以及他怎么说的。我们的经营观点是，出版商业出版社所不能出版或不愿出版的书籍。我们要求我们的书籍‘看起来很好’，对于书中哪些部分必须看起来很好，我们自有主见，不过我们对印刷和装帧的精美不感兴趣。我们也不在乎图书的精致和精确，这些东西是文化在艺术和文学中催长出来的某种真菌，它们在英国很普遍，在有教养的美国人身上也习以为常。”[2]

这一段直白的话语道出了霍加斯出版社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以图书的内在品质为最根本的评判标准， 二是采取独辟蹊径的商业运作方式。这两条原则综合成一个完整的出版理念，就是一种杂糅思想：图书品质和商业运作兼顾。在霍加斯的出版史上，这一杂糅思想在关键阶段以下面的方式表现出来。

1.出版初期：拒绝单纯追求雅致或个人趣味

在霍加斯出版社创建初期，伍尔夫夫妇的出版理念并不明确。他们建立霍加斯的初衷源于对文学的热爱，希望将自己和身边好友的作品印制成册，最大限度地享受出版自由；同时期望它能够缓解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压力。

在这一阶段，他们能够仿效的私营出版社大致有两种。一种以英国思想家兼作家威廉·莫里斯创办的克莱姆斯哥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1890～1896年）为典范，它以图书的精美为最高目标，信奉“有用之作也就是艺术之作”[2]的理念。当时类似的出版社较多，比如阿逊德尼出版社（Ashendene Press, 1894年～1935年），以出版英国经典名著为己任；欧米加工作室（Omega Workshops,1913～1919年），主要出版艺术类作品。另一种是当时流行于巴黎、伦敦的小型家庭出版社，比如黑太阳出版社（Black Sun Press,1925～1936年），只出版家庭成员和好友的作品，在很小的社交圈内交流个人趣味。这些出版社常常昙花一现，很快便消失。

出版初期的霍加斯与上述两类出版社都有点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出版社负责人伦纳德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必须与上述两类出版社拉开距离，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经营。从1917年至1922年，他们以手工制作的方式出版了约20种图书，大部分是家庭成员和好友的作品，但也开始出版俄国作家契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的英译本。

总之，霍加斯创办初期便开始采取比较开放的出版策略，拒绝单纯追求雅致或个人趣味。

2.转折时期：拒绝被完全商业化

1922年是霍加斯重要的转折年。伍尔夫夫妇决定寻求合作者来更好地经营出版业。好几家较大规模的商业出版社先后向他们提出合作或合并意向，比如康斯特伯（Constable）、海纳曼（Heinemann）出版社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谈后，伍尔夫夫妇预感小小的霍加斯出版社被合并后很可能会变成纯粹的商业赢利性出版社的一个部分，完全失去他们原有的重视图书内在品质的特性。他们最终放弃了与其他出版社的合并意向，决定保持出版的独立和自由。此外，也有人推荐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某分社的经理到霍加斯负责经营，最后也被伍尔夫夫妇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同样是不愿意霍加斯被完全商业化。

3.发展时期：坚持自己的品位，开拓全新出版领域，打造霍加斯品牌

经历抉择后，伍尔夫夫妇的出版理念逐渐成熟。他们决定让霍加斯向社会上“所有的人开放”，[3]以自己的独立标准和品位开拓新的出版领域；同时着手组织和打造霍加斯图书系列。自1917年至1946年，霍加斯大约出版了525种图书，这些图书充分体现了他们兼顾图书品位和商业运作的杂糅理念。

为实施以自己的品位开辟新的出版领地的思想，伍尔夫夫妇放弃了商业出版社所占据的传统经典和主流文化这些影响力大、获利快的出版领地，重点开发先锋文化、大众文化和国际文化等边缘乃至未开垦的出版领域。作为知识分子，伍尔夫夫妇更关注思想的传达，并不以赢利为目标，因而出版规模一直控制在适度范围内。为保证出版社顺利运转，霍加斯的图书范围非常宽泛，包括文学、艺术、政治、音乐、教育、法律、心理、哲学、文化人类学、绘画、摄影、书信、游记、翻译作品等多个学科领域，思想性、专业性著作与通俗浅显的畅销书籍并举。[4]

除了开辟新领地，以图书的多样性保证资金的运转外，伍尔夫夫妇在商业运作中另一个有力的措施是出版霍加斯品牌系列丛书。霍加斯的重要丛书系列包括：①霍加斯文学批评系列，共有35种图书；②霍加斯文学演讲系列，共16种；③莫登斯战争与和平演讲系列，共8种；④霍加斯当代诗人系列，共29种；⑤霍加斯书信系列，共12种；⑥当今问题小册子系列，共40种，旨在探讨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⑦建构世界与动摇世界系列，即苏格拉底、达尔文等西方著名人士的传记系列。[5]伍尔夫夫妇邀请当时社会上的著名人士就文学、批评、社会、政治、时事等议题撰写论著，作者们的论点大都代表时代的声音，对当时的社会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二、霍加斯出版社与英国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霍加斯出版社作为传媒机构，在英国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17年，霍加斯出版社成立之际，英国的现代主义仅仅是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先锋文化；经过30年的图书出版和运作，至1946年它已经进入英国主流文化圈，成为英国重要的文艺思潮，其思想深度和表现力度绝不逊色于西方其他国家的现代主义。在英国现代主义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漫长过程中，霍加斯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培育、策划和传播作用。

首先，霍加斯为现代主义的形成发挥了“生产工场”或者“筹备场所”[6]的思想培育作用。“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系列文本和观点的表现，它更是一种社会现实，由机构和实践构成，在20世纪话语大家庭中集中地生产、营销和出版一种约定的、共享的语言”。[7]英国现代主义在当时社会中的前卫性质，决定了它只能依靠一些边缘的出版社、期刊和报纸来发出它微弱的声音，直至逐渐变得强大。这些边缘的传播媒体为现代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型商业出版社所无法提供的作品审查和出版规程上的自由空间。[8]

其次，霍加斯凭借其独到的出版理念和运作机制，在图书策划和传播过程中十分重视作品的创意、宣传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并构建了现代主义的作家网络、批评网络和思想网络，这使它在众多小型出版社中脱颖而出，成为传播英国现代主义的重要媒体。

1.现代主义作家网络的建立

霍加斯的作家网络大致包含三个层次，由内而外，构成英国现代主义创作圈。

核心层是伍尔夫夫妇和他们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中好友罗杰·弗莱、克莱夫·贝尔、T.S.艾略特、E.M.福斯特等人。这些中青年作者大都毕业于剑桥大学，在艺术、美学等领域有着敏锐的领悟和独到的见解。他们从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觉察到西方文明的局限性，开始反思西方社会的困境和出路，每周在弗吉尼亚家中聚会一次，从美学、艺术、文学、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视角剖析西方思想，并独立撰写著作。他们的著作很多都由霍加斯出版。这些出道不久、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著作出版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汇聚成一种力量，在经历质疑、争论、探讨等过程后，渐渐为社会所知晓和接纳，英国现代主义也便慢慢形成并推进。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两个故事》（1917年）、《楸园》（1919年）、《雅各的房间》（1922年）、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序曲》（1918年）、克莱夫·贝尔的《诗歌集》（1921年）、伦纳德·伍尔夫的《东方的故事》（1921年）、T.S.艾略特的《荒原》（1923年）、罗杰·弗莱的《艺术家与心理分析》（1924年），一直到E.M.福斯特的《英国乐园》（1940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幕间》（1941年）等，霍加斯可以说主持了英国现代主义著作的出版史。

霍加斯作家的中间层是霍加斯品牌丛书系列的作者。这些作者大都是当时英国社会的名流，他们从文学、文学批评、艺术、审美、传记、社会学、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就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艺术表现或文化评述，再现了当时的思想者、学者、艺术家对西方社会的反思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现代主义新思想和新艺术的渴望和呼唤。

霍加斯作家的外围层是诸多普通大众，他们撰写浅显易懂的通俗书籍，反映英国社会特定时期的观点和现象，记录时代的情绪。部分书籍在当时很畅销，曾给普通读者带来轻松快乐的阅读时光。这些大众的声音是不易被大型商业出版社所接纳和传播的，经过霍加斯的出版后，它们让社会看到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现代主义的创新提供了环境和素材。

2.现代主义批评网络的建立

霍加斯批评网络大致可分为两种。两者相辅相成，形成并强化了英国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影响力。

第一种批评是由霍加斯主导的，由霍加斯成员和霍加斯所组织的人员撰写的文艺评论。在这些人当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弗吉尼亚从1904年开始，便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全国书评》《耶鲁评论》《纽约先驱论坛报》等英美多种报纸杂志上发表文学评论。所评论的范围包括英美现代作家福斯特、劳伦斯、毛姆、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人的作品；现代批评家汉密尔顿、威廉斯、哈里斯等人的理论著作；欧美经典作家的作品，比如英国作家乔叟、斯威夫特、笛福、斯特恩、柯勒律治、雪莱等；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法国作家蒙田；美国作家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和古希腊戏剧家索福柯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等。[9]弗吉尼亚的全部评论文多达500余篇，她弘扬经典，剖析当代，其批评涉及百余名欧美作家作品。正是基于对欧美传统的深刻领悟和对当代文学的慎重反思，弗吉尼亚发表了她的核心之作《现代小说》《班内特先生与布朗夫人》，详尽阐明现代主义艺术的特性和本质，为英国乃至西方现代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霍加斯策划出版了《霍加斯文学批评》系列丛书（共35种），丛书撰稿人包括重要的现代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T.S.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恩、伦纳德·伍尔夫等，充分传播现代主义批评思想。

第二种批评是对霍加斯图书所作的评论，评论人部分来自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大多数是霍加斯图书的读者。霍加斯所出版的重要现代主义作品，比如艾略特的《荒原》；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雅各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奥兰多》《海浪》《岁月》《幕间》等，均引起欧美学界的广泛关注，大量书评发表在英美报刊上，批评家之间的争鸣异常激烈。现代主义就是在争鸣之中逐渐获得了人们的理解、接纳和推崇。

3.现代主义思想网络的建立

霍加斯的思想网络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T.S.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的现代主义作品，此处不再详述；第二层是霍加斯从国外引进的心理学、文学、文化著作。两者就像冰山的两个层面，前者浮在海面之上，显在地表现现代主义艺术；后者沉在海面之下，以多元的思想和形式隐在地支撑并催生英国的现代主义艺术。

英国现代主义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它对国际上其他文化思想的借鉴和吸收。诚如西方著名批评家艾布拉姆斯所言，西方现代主义是“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其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0]霍加斯的出版历程表明，英国现代主义所汲取的思想养分不仅源于欧美，还源于东方诸国。霍加斯不仅从奥地利、俄国首次引进和翻译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心理学、文学著作，也翻译来自德国、法国、中国、印度等国家和非洲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既为英国文化打开了国际视窗，也为英国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带来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和推进动力。

英国现代主义在意识流描写的深刻性和完整性上堪称一绝，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霍加斯系统地引进国际书籍有关。1924年霍加斯出版社获得了国际心理分析协会（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Institute）论文的出版权，从而成为了弗洛伊德在英国的授权出版商。在著名心理学家厄内斯特·琼斯主编下，1924年至1946年间霍加斯共出版该协会的论著27种，率先将当时的心理分析理论完整地引入英国。其中比较著名的作品包括弗洛伊德的《论文集》（1924～1925年）、《自我和本文》（1927年）、厄内斯特·琼斯的《论噩梦》（1931年）、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与防卫机制》（1937年）等。这些著作的编辑和出版，无疑让现代主义作者深入了解了心理的基本运行机制和轨迹，有益于他们生动形象地描写人物的意识流。此外，自1921年开始，伍尔夫夫妇亲自参与翻译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俄国人深刻的心理描写为现代主义作家打开了全新的视域。关于这一点，弗吉尼亚曾多次撰文论述，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可以看出，霍加斯以独特的理念和运作，建立了霍加斯的作家、批评、思想网络，这些网络交集在一起，自然地形成了出版、评论、翻译、文化圈的联姻。正是这一联姻，为英国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空间，促成了它的茁壮成长。

三、霍加斯出版社的启示

霍加斯出版社为我们提供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从出版经营的角度来说，主要表现为下面5点。

1.出版人的良好素养

霍加斯出版社的负责人是伦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伦纳德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作为公职人员在斯里兰卡工作数年。他在经营霍加斯出版社期间，兼任《国际评论》《当代述评》《政治季刊》等学术期刊的编辑，撰写并发表专著17部，主要是政论性著作，比如《国际政府》（1916年）、《经济帝国主义》（1920年）、《帝国主义与文明》（1928年）等，是一位思想深邃、刚正不阿的知识型出版人。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和兄弟均毕业于剑桥大学，她在家庭图书馆中博览群书，对人性有着极为敏锐的领悟力，一生创作9部现代主义经典名作，500余篇评论文和传记、短篇小说等其他作品，是公认的西方现代主义代言人。她同样是一位知识型出版人。出版人所必备的开阔视野、敏锐思想、独到见解、高度责任心伍尔夫夫妇均兼而有之，因而能够在整个出版历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特色。

2.出版方针的兼容性

霍加斯出版社既重视图书品质又兼顾商业运作的“杂糅”理念超越了“纯真时代”和“资本时代”只分别关注“趣味”和“商业利益”的偏颇，因而能够既保持传统出版业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批判功能，又能获得适度的商业利益却不沦为娱乐业的附庸。[11]正是依托文化价值和商业利益兼备的出版方针，它大胆且成功地开辟了先锋文化、大众文化和国际文化新领地。

3.出版视野的国际性

霍加斯出版社的国际视野既源于伍尔夫夫妇的内在学养，又出于时势的需要。伦纳德的东方经历和他对政治的关注自然使他的视线超越国界，弗吉尼亚曾博览欧美及东方作品，尤其喜爱俄国、古希腊作品，同样不可能将视野囿于国内。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激发了欧美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正是反思西方传统的场所。他们意识到必须依托他者文化来反观自己文化的问题和狭隘之处，因此俄国、奥地利、德国、法国、中国等国及非洲等均成为他们反观自我的参照物，相应书籍大量引进。

4.出版运作的品牌意识

商业品牌的策划和经营是霍加斯出版社变劣势为优势的一个例证。小型的出版规模和有限的出版能力促使伍尔夫夫妇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专题上。这些特定专题正是伍尔夫夫妇各自的长处：弗吉尼亚对文学的擅长和伦纳德对政治的擅长。霍加斯七大丛书系列基本锁定在文学和政治两大领域之内，伍尔夫夫妇的社会影响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丛书的学术性和社会性得到了保障，在当时文化界取得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5.出版定位的普通读者意识

霍加斯的出版定位是普通读者的共感，而不是少数专家的理性判断。伦纳德曾声称“我们要求我们的书籍‘看起来很好’”，它指称书籍所表现的情感思想的内涵、意义和价值的“好”，而且这种“好”能够被普通读者所感知。用弗吉尼亚的话说，那就是“依照自己的直觉，运用自己的心智，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便从瞬息即逝的表象中获取“坚实和持久的东西”，那种从心而发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最根本、最有价值的东西，所需要的是一个人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12]正因为倚重这极易被人忽视的“普通读者意识”，霍加斯的书籍深受读者的喜爱。

四、结语

文化的催生和发展不仅需要文化人的感悟、发现和表达，而且需要文化媒体的培育、策划和传播。霍加斯出版社对英国现代主义的催生和推进无疑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对文化推进而言，我们需要萌发思想的土壤，培育思想的空间，观照自我的国际视域和传播文化的策略；对出版传播而言，我们需要取得图书的智性价值、美学价值、社会功用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平衡。当思想和传播达到适度的融合时，原创性的文化便萌发、成长。

注释：

[1]Leonard Woolf, Down All the Way: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19 to 1939.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2]Helen Southworth，Leonard &Virginia Woolf,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Networks of Modernis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3]Leonard Woolf & Virginia Woolf,“Are too many Books Written and Published?” PMLA 121.1, 2006: 235 ～ 244

[4]“Hogarth Press Publications, 1917-1946: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Holdings”, http://library.duke.edu/rubenstein/scriptorium/literary/hogarth.htm

[5]Yela, Max,“Seventy Years at the Hogarth Press: The Press of Virginia and Leonard Woolf”, http://www.lib.udel.edu/ud/spec/exhibits/hogarth/

[6]George Bornstein, Material Modernism: The Politics of the P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7]Lawrence Rainey, Institutions of Modernism: Literary Elites and Public Cultur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8]Peter D.McDonald, British Literary Culture and Publishing Practice 1880-191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9]Virginia Woolf,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vol 1，2，3，4）, ed.Andrew McNeillie.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8 ～ 1994

[10]M.H.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i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11]陈昕.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出版”[J].新华文摘，2012，（4）

[12]Virginia Woolf,“How should One Read a Book?” in Virginia Woolf, The Common Reader (Second Series) ,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