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孙雪萍，苏筠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100875)

近年来，随着减灾对策由“减轻灾害”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化，灾害风险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社会公众作为承灾客体，同时也是减灾政策和措施的具体执行者［1］，他们对于灾害风险的认知水平将直接影响其灾害应急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其在灾害中的受损情况。

区域减灾能力，是一个区域在灾害来临时，防、抗、救灾的综合能力［2－4］，其高低直接影响到灾情、风险的大小。区域减灾能力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能力、监测预警能力、防灾工程能力、政府救助能力四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能力属于基础减灾能力，后三者为直接减灾能力［2］。本研究认为，直接减灾能力即监测预警和防洪工程、政府救助，分别代表科技、管理能力，是最具有减灾效能的措施;对其的信任分别称为科技信任、管理信任。其中，科技信任包括了科学(监测预警)信任和技术(防洪工程)信任。已有研究表明公众信任与灾害风险认知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公众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信任水平将直接影响其抗灾、救灾的信心以及灾害风险认知等［5］。受区域本底灾害状况与公众个体属性差异的影响，公众对区域减灾能力信任及其风险认知水平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6］。

但是，科技信任、管理信任及其对风险认知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鲜见。通过建立两者间的比较分析，可更深入地理解影响信任、风险认知的因素及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