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娇，奚皓晖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机械》的接受性

伊藤整曾在《新兴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描述过短篇小说《机械》带给他的冲击:横光利一在昭和五年(1930)突然发生了变化，我指的是在《改造》九月号登载的《机械》。恰逢与《尤利西斯》的译本同时出现，这明显是来自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影响。我一边步行在牛込区(现东京都新宿区)的电车道上，一边在刚买的杂志上读到《机械》的时候，强烈的印象使我呼吸停顿。［1］518-519

上述有关伊藤氏“突变说”立论的直接来源，是指他在《新心理主义文学》(昭和七年)中对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发现。受到意识流小说的强烈刺激之后，它被视为昭和文学心理分析转向的重要理论依据:“那是一种与外在现实相对立的精神内部的现实……，乔伊斯作为方法采用的意识流绝不仅限于表面的隐晦和眩奇，而从侧面发现了重大的现实而将其置于绝对的位置……，在表现的同时明确地获得了二元甚至多元的同时性。”［2］305-306

受到这种观点的左右，长期以来，以《机械》为分界，传统的意见一致地把它当作横光利一从新感觉派到新心理主义转型的标志。“每个人都可以从这部作品看到新的尝试，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作品的手法是崭新的，完全崭新的手法，同样的例子在日本绝无仅有，在外国也绝无仅有”。［3］78小林秀雄指出其具有“古典的重量”，揭示了“人类的纯粹和社会的约束之间的对决”。井上良雄则认为:叙述者“私”作为“理论本身”，充当了“谋划不幸的叙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