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

笔者拙文《我国首套区票发行时间揭秘》在《党史文苑》杂志2011年第11期（上半月·纪实版）上发表后，先是以人民网为代表的各大网站争相转载，后是颇有影响的《羊城晚报》稍作改编后配以彩照予以刊登。读者好评如潮，可谓轰动一时。据说《羊城晚报》总编室的电话那几天打爆了。读者称拙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既有实物，还有史料，更有分析，让人耳目一新，希望能开辟一个园地，经常刊登此类文章。这是笔者始料不及的。

笔者作为一位从事可疑文件检验工作30年的物证鉴定专家，虽然对中共党史比较爱好，也比较熟悉，但依然希望听到对拙文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有实物、有史料、言之有理的高质量不同见解。这样或许能帮助笔者提高研究和鉴别能力。

终于在数月后，读到《党史文苑》杂志2012年第4期（上半月·纪实版）上发表的陈洪模、王小玲《井冈山是首套苏区邮票的发行地吗？》的商榷文章(以下简称《商榷》)。笔者先是满怀兴致一口气读完，读完之后则是十分的难过。难过的是，《商榷》一文实在让我太过失望：一是没有一件所谓的“邮票钱币”物证照片；二是引用的史料又不权威；三是知识、资料明显老化；四是作者视野不够开阔；五是商榷的问题比较幼稚而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戴着商业有色眼镜看待我的文章，令人匪夷所思。为了防止《商榷》一文的错误造成泛滥，误导广大读者，笔者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通宵达旦赶写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湘赣边区）是我国首套区票的发行地——对陈洪模王小玲同志〈商榷〉一文的答疑》，期望能在《党史文苑》杂志最快的一期上与广大读者见面。

本文之所以用“答疑”的形式回答陈洪模、王小玲同志的文章，是因为笔者多年养成的习惯。笔者所在的鉴定中心有数百位鉴定专家。笔者与有鉴定资格的可疑文件检验专家讨论本专业问题一般用“商榷”，与有鉴定资格的法医、指纹、痕迹等专家讨论他们所从事专业的相关问题一般用“请教”，与既无鉴定资格又非物证鉴定专业的人员讨论文检专业问题则用“答疑”。陈王属于后面一种人物，故用“答疑”。邮票纸币的真伪鉴定及其相对形成时间的鉴定是可疑文件检验专业的重要业务之一，前者属印刷品检验，后者属可疑文件相对形成年代检验。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室的鉴定专家与笔者之间经常商榷有关邮票鉴定的疑难问题，因为两者业务交叉。为了答疑的严肃性，笔者只好大量引用权威专著述评及披露部分内部资料，虽略有文献堆砌之嫌，但毕竟答疑简捷，铿锵有力，请读者理解。

1.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根据地是否“于1927年底建立了赤色邮政”问题。

现引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中国邮票史》编审委员会编写的《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4页一段描述：“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许多革命根据地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诞生地，它为苏区邮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答疑《商榷》一文有关陈毅安1927年10月27日致其妻信之“通信地址”问题。

3.答疑《商榷》一文有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东固革命根据地赤色政权及其隶属的赤色邮政孰先孰后的问题。

现引用《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08页一段叙述：“1927年底至1928年上半年，湘赣边界的茶陵、攸县及遂川、永新、莲花等县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相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赤色邮政，被陈毅称之为“东井冈”的东固革命根据地，也同样建立了赤色邮政。

4.答疑《商榷》一文有关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的关系。

图一

笔者认为，红色交通队（站）是中共党政军内机要通信组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存在并延续至今，现演变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通信局及各省市各部委的机要通信处。主要负责党政军机关秘密公文信函的传递，尤其在红军未建立无线电通讯联络之前。一般为地下交通，特殊情况为武装押送。例如毛泽东、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1930年前后的党内通信，均不贴赤色邮票，只加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印”或“红军第四军政治部邮件检查”印（见图一）。而赤色邮政则不同，它是赤色政权下属的邮政机构，演变至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邮政总局下属的中国人民邮政各级局、所网点，在战争年代主要负责根据地内的工农群众非机要通信及与白区之间的私信往来。最大的特点是要预付邮资，也就是说是要贴邮票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业务，笔者就不在此描述了。当然，赤色邮政事业伴随着党、军队、根据地的成长壮大而发展壮大，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动态发展过程。实际上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内有机要通信局（处），政府有苏维埃邮政总局，红军内有军邮性质的总信柜。至于早期红色交通队（站）与赤色邮政到底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还是两块牌子两套人马，笔者不敢妄加评论，有待文献史料的发掘及有力物证的证明。

5.答疑《商榷》一文有关赤白区域不能通邮的问题。

《商榷》一文说“赤白区域不能通邮”，似乎他们对苏区邮政史一无所知。史实说明，赤白区域之间是可以通邮的。因为赤白区域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晰，有一个极富弹性的游击区域，并不是非赤即白，而是非赤非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如此，东固革命根据地亦如此。例如井冈山麓的遂川县，是最早建立的县级赤色政权之一，但数次沦落敌手。可以说政权形态是不稳固的。敌军占领即为白区，红军收复即为赤区。而山上的新遂特别区在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前政权形态则是稳定的，就是赤区。游击区的邮政机构一般情况下是赤白并存，朱德、毛泽东于1929年提出“保护邮局”的口号正是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针对广袤的游击区提出来的。

下面，笔者引用数个史实来证明赤白区域之间可以通邮。第一，《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14页一段叙述可作为证言：“8月22日（1930年——笔者注）·中信，另一封是寄九江吴大均收的单挂号信，还有一封寄第二，上述史著第021—022页一段可作为证言：“闽西苏区发往白区以及白区发往苏区的邮件，其传递工作是赤色邮政所不能完成的。苏区与白区邮件的交换，实际上是由当地的中华邮政邮局来完成的。”在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至1930年，红四军、红十二军、红四军四纵队及闽西各级苏维埃政府所发布的有关文件布告中，都有‘保护邮局’的规定。因此，……1928年8月，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期间，湖南籍红军指挥员高静山，在漳平县城中华邮政邮局邮寄了一张给宜章老家亲人的名信片，于9月到达。1930年6月，红四军四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妻子李芬吉，在龙岩通过中华邮政邮局寄给在湖南宜章白沙老家的弟弟李志刚的一封信，也妥收无误。”

6.答疑《商榷》一文有关赖绍尧证言的有关问题。

现引用《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2期丁仁祥所著《“新遂边陲特别区赤色邮票”的发现与考证》一文中的相关描述：“中央苏区邮政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局长的赖绍尧在1981年第6期的《江西文史资料选辑》上写了一篇《中央苏区邮政的历史概况》回忆文章，文中说：‘这是中国人民邮政的开始。……’这是关于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就有赤色邮政并发行了邮票的第一个正式说法。赖老是湖南汝城人，长期在湘赣边界从事革命斗争，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苏维埃邮政总局局长，是毛泽东亲自找他谈话后上任的。他的回忆应是相当可信可靠的。”丁仁祥文并指出赖绍尧的上述文章中“并发行了邮票”六个字，在1988年编入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苏区邮电史料汇编》时被删去了。丁仁祥文认为编辑人员删去的可能性大。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1928年井冈山的邮票面世，为了慎重起见删去情有可原。但如果删去的是一个重大史实，笔者认为那真是有点“罪不容赦”。至于赖绍尧称“时间久了记忆模糊，资料不足”等，那是自谦之词，符合井冈山老战士的作风，正如人们在阐述自己的观点后，往往说“上述观点，错误难免，欢迎指正”一样，不必太较真丁仁祥是江西较有名气的苏区史学者，尤其是在东固根据地史的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建议《商榷》一文作者有空读一读丁仁祥的上述文章。或许会小有收获。

图二

图三

7.答疑《商榷》一文关于赤色邮票没有版铭的问题。

《商榷》一文作者信誓旦旦，一口咬定除“宁冈票”外其它区票都没有版铭，这未免太过武断，太过孤陋寡闻。请看《中国邮票史·第5卷》第027页的记载：“在龙岩博物馆征集的这4张不全版邮票中（笔者注:指1990年3月征集的闽西赤色邮花邮票），有两张分别带有上、下版铭和自右向左读的文字局部……经拼接叠放，用透光看出文字为每大张。根据这些版铭文字可知，闽西赤色邮花邮票每版为110枚，印刷全张（2版）为220枚。”（见图二，此为版票局部）在上述记述中，“介”是闽西方言，意思是普通话“拾”。可读为“每大张一百一十，每两张二百二十”。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属的江西省赤色邮务总局于1931年底发行了江西赤色邮政邮票，这套邮票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颁布的《赤色邮政暂行章程》对邮资标准的规定，应有半分、1分、3分、8分几种面值及1分、2分、5分三种欠资邮票。笔者想在此披露一下，这套邮票也有版铭（见图三，此为版票局部）。图三为江西赤色邮政红色1分邮票版票的版铭“江西省苏维埃石印局钞票邮票厂”。据考察上述钞票邮票厂厂址应在江西兴国。当然，由于篇幅所限，仅举上述两个例子，但足以说明《商榷》一文作者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再就是顺便释疑“宁冈票”版铭中“宁冈邮局”之疑。宁冈邮局不是宁冈县邮局，它不是地域概念，而是政治概念。笔者认为宁冈邮局是湘赣边区的中心邮局，相当于后来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或闽西交通总局，称谓不同，性质相同就可以了。因为在井冈山根据地鼎盛时期，宁冈是以宁冈为中心的辖六县一区的湘赣边区的首都。正如当今某国元首来访，于某月某日到达北京。这绝对不是指地域概念的北京市，而是指政治概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笔者认为这为人们的常识所能理解并接受，恕不赘言。另就是有关“区”的写法问题。这在笔者看来不应该算问题，因为文字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文字改革后才有繁简字之分，而且简体字基本是从繁体字衍生而来。在此之前，人们的书法中经常出现“区”的简体写法，尤其是行书草书，只要不被读者视为错字，这就行了。而且，湘赣边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工农群众肯定觉得“区”字简体写法比繁体写法好认也好记。

8.答疑《商榷》一文关于赤色邮票中“枚”的面值问题。

图四

图五

图六

9.答疑《商榷》一文将“新遂票”“宁冈票”判为伪票。

《商榷》一文作者在既没有被授予司法鉴定权又没有看到邮票原件的前提下，一拍前脑门就说真，一拍后脑勺就说伪，笔者非常钦佩其“魄力”和“勇气”。说句真心话，借笔者十个胆都不敢这样妄说。笔者从事可疑文件检验30年，被中国邮票博物馆聘为该馆邮票鉴定室专家若干年，对任何一份可疑文件（含可疑邮票的鉴定，都必须原件在手。这是行业规矩。拙文《揭秘》所展示的邮票（新遂票除外）都经过严格的鉴定程序和最高级别的司法鉴定。2003年8月北京市集邮协会送检上述区票及其他区票，要求鉴定邮品真伪。在制定了可行的鉴定方案后，首先用高端检验仪器对邮品的纸张油墨进行相对形成年代检测，尽管纸张油墨组分不尽相同但极相似，均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纸张油墨的组分特点。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组织该中心文检专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文检专家公安部文检专家及中国邮票博物馆邮票鉴定专家共同对可疑邮品进行会检。为什么采用四个不同部门四位专家会检形式？是要显示鉴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鉴定得出的结论上述邮品皆为真品。并出具“最高法院司鉴文字（2003）第384号”《司法鉴定文书》。依笔者拙见此鉴定报告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最高级别的鉴定文书了。如有异议，只好申请联合国组织复检。“新遂票”承传有序，笔者在此就不细述。

10.答疑《商榷》一文称邮界主流意见普遍认为第一套苏区邮票是1930年赣西南赤色邮政发行的邮票。

图七

图八

哪一套没有指明，笔者认为是指1930年10月的第二套。笔者拙文《揭秘》所列邮票中起码有四种发行时间在1930年10月之前。《商榷》一文作者仅提192年两套，不知用意何在？其实几套邮票的纸张油墨很相似，年代接近，印刷方法均为平版石印，图案又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应视为同一时期的真票。这是笔者十几年从事区票鉴定的原则。笔者在2001年《集邮》总第387期上刊登拙文《苏区邮票的科学鉴定》中总结区票鉴定的原则：“在鉴定实践中，我们认为某枚未知的邮票其题材、构图、主题都反映出苏区邮票的时代风格，又是石印机平版印制，纸张和油墨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纸张、油墨的特点，应基本确定为苏区票。”笔者的鉴定原则至今没有被突破，仍在坚守。笔者在此再披露一个内部消息，在2003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鉴定报告签发后仅17天，即9月17日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五楼会议室召开的北京市集邮协会向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汇报上述邮品的鉴定情况时，参会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刘平源、副会长常廷廷、副会长兼秘书长盛名环等领导都对鉴定予以肯定。现引用几句，说明邮界主流的意见。刘平源会长说：有质疑的票品已有鉴定证书，（见《北京市集邮协会秘书处文件·北京市集邮协会向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汇报关于×××〈中国苏区邮票〉邮集部分票品鉴定工作的纪要》）

11.答疑《商榷》一文关于“区”的简写问题。

关于“区”的简写问题，这一点也不奇怪。苏区时期，人民群众就创造了很多简写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为简便起见，从而写成了简体字；有的是具有创新意义，特意写成了异体字；即便是由红色政权正式出版的苏区邮票，也同样出现这些情况。所以，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苏区时期还没有文字改革，不可能出现简化的汉字。这是一厢情愿的说法。我只要随便举证几个例子，就可回答《商榷》一文中对此的质疑。例如，苏维埃邮政邮票壹分战士图就简写为“苏”（见图7）；又如，1932年苏维埃邮政邮票欠资贰分票中，同一图案的票面，“苏”字的写法就有两种：一为“蘇”；一为“艹”下加“禾”（见图8）。这说明，在苏区时期，汉字的繁写、简写和异体写法已经兼而有之了。

总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确实发行了赤色邮票，而且“新遂票”应是首票。赣西、赣西南赤色政权1929年至1930年5、6月间也确实发行了赤色邮票。笔者是物证鉴定专家，更注重物证的证明效力。其效力远强于书证（如文献），也远强于证人证言（如回忆录）。如果说这些赤色邮票是“伪票”，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中央政府眼中，这些赤色邮票确实是“共匪”私造的“伪票”。笔者作为一个有近4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为这些国民党中央政府眼中的“伪票”正名、扬名是基于共产党员的正确立场。这些区票诞生于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凝固了一段值得永远珍藏的红色历史。在笔者眼中，这些区票是无比珍贵的革命文物，而不是什么价值不菲的商品。这可能是笔者与《商榷》一文作者之间最大的本质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