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珍

（山西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NGO出现了快速增长，已达300多万个，其中大量没有登记，［1］涉及经济、科技、扶贫、维权、社区服务、慈善等诸多领域，对乡村治理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治理理论的兴起则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

乡村治理是动员一切资源进行管理和建设乡村的过程，强调多元参与，构建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实现民主化管理。农民协会是农村综合性NGO的代表，是农民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以社会旨趣为基础的组织，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与总体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互动的，但会受到已有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制约。

本文以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农民协会为例，试图借此来说明NGO在乡村治理的视野下的功能发挥和制约因素，进而探讨组织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农民协会开展的活动

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位于本镇的寨子村，2004年6月在永济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持有合法手续的综合性农民协会，宗旨是 “提高农民素质，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和谐新农村”，会员有3000多人。该协会是从1998年开始，在农资店主人郑冰的带动下，针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知识缺乏，创办 “农贸科技服务中心”，对农民进行免费技术培训，并逐渐以寨子村为中心在周围18个村建立了技术培训联系点，形成了科教兴农联网。从2001年冬天开始，组织村里妇女参加唱歌、跳舞、演讲、辩论等文化活动，逐步演变成 “妇女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