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芸

(郑州大学文学院，郑州450001)

河南女作家乔叶完成从散文到小说的创作转型后，近十年来成绩斐然，其中篇小说尤为突出。她以女性特有的慈爱情怀、敏锐视角和细腻笔触，呈现了当今社会的众生百态，使读者直面艰难人生、复杂人性的同时，也体验到她自然流露的宽容慈爱的女性情怀。

在女性写作备受瞩目的当下，袒露曾被遮蔽的女性经验成为女性文学的一种趋势，不少女作家趋之若鹜，以大胆的情爱和隐秘的女性体验博人眼球，满足读者的窥探欲及自身“昙花一现”的名利需求。而乔叶的小说是此种境况下的一个温和派。她既不像池莉、方方等，对人们的庸常生活进行零度情感式的客观描画，也不似卫慧、绵绵等大胆直露地进行身体写作。乔叶的精妙，在于将以上两种创作手法成功地取舍与融合，投射进自身的情感体验，剔除掉庸俗与琐碎，以健康的写作姿态和温和的主观情愫，烛照人心，刻画女性世界，呈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具体言之，对其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女性生命中的自我探寻

有史以来，我国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女性解放运动。刘思谦曾说:“中国女性文学发生、发展的特点是以较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为历史际遇而悄然出现悄然运行的。没有女性自己的以反抗父权制性别、性别歧视为目的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后盾，也没有成熟的妇女理论作指导。”［1］18但女性文学的发展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女性文学对女性的生存与命运投射了长盛不衰的关注。女作家们穿过男权话语的遮蔽，从曾备受屈辱的女性到时至今日已几乎顶半边天的现代女性，对女性解放及其成长过程进行细微详尽的书写。她们诘问历史，反思现实，也探究前景。乔叶便是其中一员。她没有男权话语擅用的宏大叙事，而从女性视角入手，勾勒出当代女性自我探寻与成长的艰难过程。

《最慢的是活着》中，乔叶以“我”的叙述口吻讲述了祖母王兰英这一农村女性的生命历程。她详细记录了一个女人从年轻到苍老直至死亡的细枝末节，但正是这些细枝末节最终谱写出了中国平凡女性的生存史。“作为臣服于父权之下的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掩盖和被言说的性别”［1］3，祖母的一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传统女性的缩影，充满女性生存的艰难。祖母并未完全臣服于男权文化的统治:幼年时，她极力反抗缠小脚;青年时，寡居的她与到家里吃派饭的毛干部演绎出一段隐秘无果又刻骨铭心的罗曼史。实质上，这些都是祖母对自我权利的追寻与捍卫。反对缠小脚，是祖母在男权审美统治下的一种本能抗争;那段婚外情，更是祖母女性意识的觉醒。乔叶并不愿把祖母的一生看作悲剧，在其笔下，祖母是一个带着时代烙印、对男权文化既认同又因女性意识觉醒而抗争的女性。

“我”与祖母的关系由对峙到和解，进而相知相依，最终达到生命相融。“我”的一切自作聪明总能被尝遍人生滋味的祖母一眼识破。“我”终于明白，祖母丰厚博大的一生和充裕质朴的生活智慧，正是“我”取之不尽的生存宝藏。祖母所代表的传统经验，仍是身处新时代的“我”赖以生存的根。“我”走近祖母的过程，也是对自我建构与追寻的过程。

《打火机》中，都市女性余真由一个桀骜不驯的“小太妹”成长为内敛成熟的“好女人”，而这一转变的交点就是“16岁那年，余真被强暴了”。表面上看，余真变成了社会规范所标榜的“好女人”，她成长了;实际上，这是她自身的一种异化，“那个强暴她的男人在强暴她身体的同时也强暴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勃勃野心和自信”。她“不像女孩子”的坏是她的本性，虽然这种本性不符合社会对女性的定位，不被父母乃至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但人的本性终究是不能压抑与扼杀的。被强暴的遭遇使余真把自己包裹起来，戒备、逃避，自我封闭，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把原本自由快乐的自我丢却，始终带着身体上的损害以及更受伤的心理生活。她并未真正地成长。一直等到她遇见对情爱肆无忌惮的老胡，她才发现，她内心的那只兽并未死去。老胡的调情和周旋过程，是她真正解脱自我、走出阴影的过程。老胡的接近与引诱使她险些无法抗拒，老胡的打火机无意间照亮了被她刻意隐藏的真实本性。这一痛苦挣扎的心理过程，使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灵，回归自我。从中我们看到一个受辱女性寻觅与回归自我的艰难历程。然而野性与贤淑，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余真?余真找回了自己后，还能回到当初的单纯野性吗?乔叶通过余真的自我解剖与追问，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

《棉花盛开》中，乔叶给我们细致描述了少女小树成长过程中的性意识和性困惑。小树渴望了解自身，了解性，但在谈性色变的保守环境下和性教育严重缺失的大环境下，无人能给她答案。直到那个追逐她的男人出现，她本能地躲避、逃离、自我保护，同时也无形中明白了性。而她躲避的那个男人却成了她的“性启蒙者”。乔叶并未正面批判性教育严重缺失的现状，而是通过少女小树了解性知识途径的荒诞可笑引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深层话题——女性需通过来自男权的压制和胁迫才能认识自身。这既是对男权社会的讽刺，也是对女性欲挣脱樊篱、走向自我艰难道路的反映。

二、两性战场上的情爱博弈

“绝大多数的女人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女性文学本身涉足最多和最深的也是爱的主题。”［2］60乔叶很多作品对此主题都有涉及，但正如学者所言:“如果将视域囿限在单纯的感性和自我层面，不进入时代、社会，乃至更广阔的人性领域，去思索女性的生存困境以及超越问题，思索超越了性别之上的人性问题，就肯定不会从平庸中见到深刻，不能拥有充分的批判深度。”［3］230因此，她的小说虽多涉及日常男女情爱，但却含有更高的精神视域。

《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中，女主人公军人的妻子云平与其机关同事张威关系暧昧。一次醉酒后，张威欲与云平发生关系，云平挣扎中用膝盖顶住张威的要害，张威从此患上了不便告人的病症。直到洗澡时看到云平丈夫的生殖器，张威的病才痊愈。两人的暧昧本是感情空档期青年男女的异性相吸，两人的关系也介于朋友与情人之间，微妙恍惚。但故事并未朝一夜情或出轨的套路发展，而更倾向于对婚外两性之间情感走向问题的探讨。云平懂得与异性交往的尺度，善于周旋和自保，一旦对方欲越雷池便立马拒绝。云平深知，若抛却一切社会角色和世俗欲望，“一切都可以是混沌的、天真的”，“而现在，他已经又成了男人，她便又成了女人。混沌和天真也就随之消逝”。他们都身处世俗社会，这便要符合社会对各自无形的约束。

云平的特殊身份(军属)，也似乔叶匠心安排。军人家属这种身份或许是对张威患病原因的最好解释:这实际上是张威因自己险些破坏军婚，以致可能锒铛入狱而造成的心理障碍的反映。乔叶将两性放在平等的竞技场上，这个竞技场就是虽灯红酒绿却也时刻被法律法规约束着的社会。张威有过“占有”云平身体的想法，但未能得逞。洗澡使两个男人赤裸相对，褪去了衣衫，更重要的是褪去了一切身份、社会角色，他们在那一刻完全彻底地平等了。张威看到了云平丈夫——这个对他未能“占有”的女性的身体可以合法“占有”的男人的最私密处所，看到了云平丈夫作为男性的根本尊严所在，于是霎时获得了一种心理上的幻想性满足，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畅快。这一颇具深意的情节设置，足见作者欲透过这场情欲搏斗来反映生活、窥探人性的良苦用心。

在《他一定很爱你》中，作者细腻勾画出了小雅、陈歌、何杨各自在情感中的角色划分以及小雅与陈歌的情场博弈。何杨弥补了小雅亲情上的严重缺失，给了小雅温暖安宁可供依靠的港湾，所以对于小雅而言，何杨更像是父亲，小雅在他面前，“是一个绝对的好孩子”;陈歌则是小雅补上爱情这一课的陪读者，在陈歌面前，小雅“恶劣，粗鲁，直率，狡诈，虚伪，贪婪”。这两个男人犹如两面镜子，将小雅人格的两面映射得明白无遗。小雅在镜中认清了自己，因而她知道该如何选择。爱情只不过是她心中的一个野孩子，在现实面前，唯有保住自己的身体和钱，才是最实惠安全的。

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都围绕“金钱”展开，在乔叶看来，处于现代社会的都市女性已经不再是男性的附庸，不再是他者、第二性，男女双方皆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纯美的爱情早已成为遥远的理想，能拥有的似乎只有世俗生活中的幸福。因此，两性相处便可看作是一场较量，双方分别代表各自的利益与异性交锋，并将保护我方利益作为交往的底线。这种较量，不给人带来阅读体验的悲观绝望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要从情欲角度窥探人性的真相，揭穿爱情神话的面纱。

三、异质文化下的城乡碰撞

“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建国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使农村与城市的隔膜越来越大。故有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所面临的最大悲剧不是历史文化的悲剧，而是体制的悲剧。”［4］137同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城乡交流日益频繁，互渗日趋广泛，这其中难免会出现城乡对话的碰撞。乔叶的许多小说对城乡关系问题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寻。

《叶小灵病史》记述了农村女青年叶小灵执着追求城市人梦想的心酸历程。聪慧美丽的叶小灵从小向往城市生活，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后，她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凭一己之力将她所生活的村庄变为城市。然而当这一理想变为现实——城市扩建而使得村庄变为市中心时，叶小灵的人生也因理想空缺而成了真正的“病人”。

作者首先探讨了叶小灵的梦想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作者将农村青年的城市理想置于农村环境中，使故事具有一种巨大的张力，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发展城市所造成的城乡间的强烈反差以及这种社会背景对人们心理、生活所造成的深层影响。读者在为叶小灵的“曲高和寡”、“知音难觅”深感辛酸遗憾的同时，引发了对理想究竟该如何建立的追问，也陷入了对乡村保守文化的担忧，以及对城市与乡村究竟何时才能平等对话的感叹。

叶小灵的理想源于她感受到了城乡生活之间的巨大反差。一再的打击没有使她放弃对城市生活的追求，这无疑体现了人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勇力。但在理想即将实现时，叶小灵却选择了逃避。理想的突然实现摧毁了她的理想，压垮了她的激情，因而她的人性也发生了裂变。作者在此要探寻的是人的理想究竟应该如何实现以及理想实现时所展露出的复杂人性。

《锈锄头》中，事业成功的城市人李忠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兼盗贼石二宝，可以说代表了他们各自的生活阶层和环境。李忠民回忆知青岁月时是以一个都市成功富商的身份;石二宝则仍然生活在穷困窘迫的乡村中，是带有仇富心理的社会底层成员。二人之间的对峙、纠葛和碰撞，实际上正是城乡之间碰撞的一种映射。“城乡差别保证了城市的优先发展，并可能以其成果反过来支援农村发展。但城乡差别的一个直接后果则是农村发展缓慢。”［5］188李忠民和石二宝的诉说都是真相——农村的贫穷现状没有根本改变，但城市却日益繁华喧闹。城市在乡村养分的滋润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又将乡村无情遗弃。农民们再姿态优美地挥舞锄头锄地，也无法改变现实窘境。“石二宝朝着地板锄了起来。……姿势非常标准，优美，轻捷。仿佛他的脚下就是土地。……是那片让他们脏，让他们丑，让他们土，让他们恨的土地。”小说中，李忠民最终把石二宝杀了，乡村终被城市屏蔽，城乡间的误解与距离终究未能调和。李忠民杀害石二宝的同时，也用乡村记忆的符号——锈锄头斩断了自己奋发于斯荣耀于斯的乡村情结。作者在这里不但历时性地将过去拉入当下的视线，书写了历史境遇下的个体记忆，而且共时性地将如今的城乡关系作了对照与交织;既展示了乡村落后生活的沉重现实，更揭露了现代化进程中因城乡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矛盾与裂缝。

小说的另一层意义也值得注意。知青群体是特殊年代的产物，虽然如今已解体，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对于具有知青背景的成功人士李忠民而言，知青记忆是他的一笔巨大的人生资本，也是他最为重视的情感寄托。而那把锈锄头正是他知青岁月和劳苦记忆的记录者和承载者。他对锈锄头的隆重纪念实则是他对自己过去的一种感怀，是一种荣耀。但他最终却用这把颇具纪念意义的锈锄头打死了一位来自农村的窃贼，这不能不说是对知青神话的一种反讽，是作者对那个“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的知青时代的一种质疑。

在城乡关系的反映上，作者同样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写作模式。她并未将城乡关系简化为城乡对峙，而是以开阔的视野关注着新时期乡村生活的困境，寻找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出路，揭示了两种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下人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困境，也寄予了对城乡平等对话、和谐共处的深层愿望。

四、结语

诚如作家略萨所言:“如果小说不对读者生活的这个世界发表看法的话，那么读者就会觉得小说是个太遥远的东西，是个很难交流的东西，是个与自身经验格格不入的装置:那小说就会永远没有说服力，永远不会迷惑读者，不会吸引读者，不会说服读者接受书中的道理，使读者体验到讲述的内容，仿佛亲身经历一般。”［6］31－32乔叶的小说紧扣社会，指向人心。她关注女性的自觉，但并不否认两性间存在的差异;她质疑爱情的崇高，但仍呼唤两性关系的踏实平稳;她展现城乡的矛盾，但仍饱含对城乡对话、交融的期盼。她以爱为纲，对男性和女性均有一定的同情与体恤，悲悯地俯瞰他们无法回避的欲求和他们对生命和自我茫然的渴求;她以人性为指向，揭示社会与人心的真相，将读者引向反省，使读者成为自身的旁观者。

乔叶曾说:“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我们很多人都是爱着树同时也被树爱着的那个孩子。只要有了这种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这棵树下。——我有归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比踏实和幸福。”［7］尽管在乔叶的小说创作中，还存在着缺乏时空跨度、少数人物性格雷同、故事情节具有案件化倾向等问题，但笔者坚信，凭着乔叶对文学的无限热爱和依恋，她终会在文学之树上开出更多更鲜艳的红硕之花。

［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

［2］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贺仲明．真实的尺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姚晓雷．阎连科论［C］//韩忠良，主编．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文学批评．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5］侯力，左伟清．新编社会学［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6］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乔叶．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J］．文艺报，2010－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