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孝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2012 - 06 - 15

梁孝(1970-)，男，北京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和20世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批判

梁 孝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北京 100732)

20世纪出现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由苏联教科书体系形成的社会主义传统认识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实践的悖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突破口。突破单线式历史发展观，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出发，明确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作为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才能有效抵御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文化领导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近年来，我国思想领域出现了多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冲击着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但是，这些思潮并非新鲜事物，而是一些旧思潮在新时期的翻版与变种。在全球资本主义大背景下，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被其同化为附庸，就必须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为此，对20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发生广泛影响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进行梳理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一、20世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

20世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领导权的变化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逐渐掌握文化领导权。第二个时期是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双方争夺文化领导权。第三个时期是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失去文化领导权。

在第一个时期出现过两种重要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一种是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早产论”、“畸形论”。

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于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其代表人物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注意到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新变化，如社会结构出现多样化，资本主义中小企业显示出更强的适应性，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出现大量中产阶级等等。他认为，全球性资本主义大灾变短期内不会出现，世界革命是很遥远的事。因此，他认为社会民主党的长期任务不是准备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而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方面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1]155推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否定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重要思潮之一。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挣扎在大危机中。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社会主义成为代替资本主义的最现实选择。社会主义逐渐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时，大多数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困境，而是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早产的”、“畸形”的社会制度。其中代表人物有托洛茨基、马克斯·韦伯和哈耶克。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一个早产儿。马克思和列宁曾论证，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随着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社会的阶级矛盾将会消失，国家作为统治工具的职能就会逐渐消失，官僚随之消亡。托洛茨基由此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必然引起争夺生存必需品的斗争，这样，国家必然扩大，而官僚集团也必然随之不断扩大，并形成自身的利益，最终出现新的特权阶层。苏联国家政权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也渗透着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性质。官僚的特权利益发展有可能从管理权向所有权扩展[2]。托洛茨基可以说是“早产论”的代表者，由于他的苏共领袖的身份，他的思想有着巨大冲击力。

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持悲观态度，但也反对社会主义。简单说，韦伯认为，理性分为两类。一种是工具理性，另一种是价值理性。现代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工具理性化的过程，集中表现为科学、企业内部的组织和官僚制的发展。工具理性化的过程侵蚀着价值理性，世界的各种神圣意义逐渐消失。人类将生活在工具理性的铁笼中，没有意义，没有自由。因此，韦伯认为，所有制的变化不能改变这个过程。他在1918年作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中说:‘私人资本主义的逐步消灭在理论上无疑是可想象的，……但是，假定这种情况最终发生，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它摧毁了当代产业劳动的铁笼了吗？没有，相反，国有化或‘社会化’的企业管理将变成官僚的……，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就只有国家官僚的统治。”[3]

与韦伯不同，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极端的捍卫者，因而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坚决的反对者。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自生自发的扩展秩序，社会进化是建立在个人自由运用个人知识，对各种尝试不断地选择、淘汰的基础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而计划经济违反了社会进化的本性，违反了社会的自然进程，是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独特之处是从知识论的角度论证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他把知识分为个人知识和理论知识。个人知识往往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理论知识则是脱离个人的理论化、逻辑化的知识。市场经济运行更多依靠的是个人知识，而计划经济依靠的是关于社会整体的理论知识。但是，“知识只会作为个人的知识而存在……所谓整个社会的知识，只是一种比喻而已”[4]。计划经济整体上是不可能的。

虽然立场不同，但以上几位思想家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并不代表人类发展的新阶段，它只不过是个早产的、畸形社会。这些思想成为后来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资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大阵营都出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给西方思想家以信心。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有一定的优越性。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其主要观点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都是工业社会，只是资源配置的形式不同。在发达工业社会不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其具体的理论形式表现为工业社会论、现代化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

工业社会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工业和服务部门都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都高度关注劳动生产率，把技术进步看作唯一的途径。资本积累是两个社会的共同特征，只不过在西方是通过个人，在苏联是通过国库。两个社会中都有特权者[5]4-5。它们本质上都是工业社会，只是资源配置的形式不同。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不存在普遍贫困化，很多工人生活水平很高，出现了高消费趋势，这削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5]。而社会内部各种协调机制可以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进行利益妥协，阶级冲突将会减弱，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将终结[5]4。

二战后西方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把近代以来全世界的变化归结为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过程。现代化理论认为这是所有国家共同的发展道路，每个国家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位置，正在向终点前进。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化理论的特征。罗斯托实际上把现代化理论上升为简化的现代化历史观。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后相继的两种社会形态，而是现代化的两种形式，前者以市场配置资源，后者以国家计划配置资源。

罗斯托把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的准备、经济起飞、走向成熟、高消费阶段。全球现代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独特优势，英国首先进入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在条件成熟时，开始经济起飞。英国国力迅速增强，给周边国家以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这样，周边国家也相继开始现代化进程。这样，现代化就以英国为源点向外扩散，逐次在全球展开。而美国达到了现代化的最高阶段——高消费阶段。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只是现代化的一种形式。俄国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不过是经济起飞而已，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不过是经济走向成熟阶段。但是，罗斯托认为，苏联的现代化模式是不正常的，其原因在于俄国社会不能有效整合其现代化要素，从而产生变异[6]。

罗斯托的理论包含着“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时间不同造成了国家间实力失去均衡，从而出现大规模战争。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完成现代化，战争将消失。而随着苏联进入高消费阶段，共产主义运动也就随之终结。

公民社会理论是用公民权来解释欧美的社会冲突和革命，代表人物是达仁多夫和李普塞特。这一理论把阶级和社会地位区分开。“阶级关系是由市场条件中不平等的交换者之间的互动来界定的；而地位则主要是由相互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7]而阶级和地位之间存在的巨大不一致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在前现代，只有极少数精英才属于公民，如希腊城邦中的公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封建等级制度相对封闭，阶级和地位之间出现极大背离。因此，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要求获得公民权。马克思所讨论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只是无产阶级争取公民权的斗争。这是早期工业社会急剧变化，阶级与社会地位极大不一致造成的。在现代工业社会，物质财富迅速扩大，随着无产阶级获得了相应的公民权，其革命意愿减弱。现代工业社会的冲突是限制在公民权范围内小规模的冲突，不会再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文化领导权易手。历史终结论和新自由主义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滥觞实际上是前一时期工业社会论和现代化理论合乎逻辑的结果。苏联社会主义曾被认为是集权的工业社会，是通过计划有效配置资源现代化模式。但是，随着苏东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思想家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这样，人类社会就只剩下唯一的发展道路，西方的自由市场+民主的发展道路。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实行社会转型，走上这条道。这时“历史终结论”和新自由主义自然出现了。

弗·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思想是说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制度是现今历史发展的最高点，历史在这一制度中终结了。“历史终结……确切地讲，它是指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8]代序2-3福山的理论不过是在老的工业社会中去掉了苏联社会主义，再加以精细地哲学论证。但是，这种哲学论证也没有超出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模式。它通过设定某种“原人”，把这个“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历史的前提，并从这个抽象的人的某些特质推论出理想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价值体系，以此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最符合人性的要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不过是一个新版本而已。

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资本主义出现“滞胀”,政府失灵了，人们又开始求助于市场。英美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把资本从笼子里放出来，进行私有化，减少福利，发挥市场机制。落寞多年的哈耶克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苏联解体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开始在世界泛滥。

总之，这一时期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只是以前思想的修补、删减，甚至只是宣传。它们并没有更多深刻思考，更多的是苏联解体引发的思想狂欢。

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是社会成员能够对一个社会制度主动认同。文化领导权更关注社会普通成员的日常认识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实际上承认，社会成员也是一个朴素的“思想家”，他能够从日常经验，从所接受的意识形态教育而形成的“常识”来分析现实问题，得出自己的结论。掌握文化领导权就是要把意识形态体系和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和“常识”相结合。意识形态既要源于这些日常经验、常识，又要高于它们。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也是如此。

纵观20世纪，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经历了低开高走的过程。在我国当今思想界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史观、“早产论”、“补课论”等思潮，都不同程度来源于20世纪重要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从表面上看，这些思潮形成一股合力冲击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削弱我国的意识形态体系引领能力。但是，从更深一层看，我国文化领导权弱化的症结在于，我国意识形态核心思想体系与普通社会成员的自发认识、判断发生了矛盾。或者说，普通社会成员在利用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思考社会问题时，会得出与意识形态相反的结论。这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下降。而诸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突破口。这里的核心症结在于，社会主义传统认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定位存在问题，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悖论，由此引发了多重理论矛盾，最后衍生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核心而展开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意识形态体系，通常称之为苏联教科书体系。这一思想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形成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但是，苏联教科书意识形态体系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定位却衍生出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悖论。

传统认识是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中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定位的。它认为历史发展有必然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社会整体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领域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形成前后相继的五种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的一种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必将取而代之，社会发展随之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我国高校意识形态教育体系的基本理论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组成。只是在这个思想基础之上加入了中国革命史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前面所讨论的思想观念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常识”。

但是，在这种常识中，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却形成了明显悖论，集中表现在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它是在扬弃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基础上产生的。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二者如何契合？ 马克思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9]托洛茨基就是由此出发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性质。

应该说，对这一领域的专业学者来说，这个问题或许并不困难。但是，它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思想悖论。在社会主义顺利发展时，人们可能不会关注这一问题，但是，一旦社会主义实践出现大的挫折，这个问题自然会出现。先进的生产关系如何匹配落后生产力？生产力能够被超越吗？社会发展形态能被超越吗？这很容易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打破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发展，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这是一种被扭曲的社会主义形式。这是社会出现重大挫折，造成重大社会损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苏联等国家应该彻底放弃社会主义，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认同这样思想观念的不在少数。这是从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中很自然推演出来的结论。苏联改革的失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群众从思想上否认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报刊上的一篇文章集中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孩子们在玩着电脑，汽车在最好的公路上疾驰，人们坐在遮阳伞下喝着橙汁，而在我们这里，一群疲惫不堪的人们排着队，城市被污染的空气窒息，而那些在70年前就引导国家向“光辉顶点”攀登的人，尽管正在越来越深地陷入泥潭，却还在一遍一遍地高呼：‘我们不能放弃原则！’”[10]普通社会成员的常识性认识出现了否定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倾向。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新自由主义思潮还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由此很自然地嫁接进来。既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那么，就应该选择适应现实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者，先发展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这样，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如果我们把1918年韦伯所做的关于社会主义不过是国家官僚统治的讲演、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前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级》一起拿来，无疑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冲击。这很容易使人们把这些思想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悖论相联系，从而得出社会主义是畸形、早产的结论。

一旦人们接受“早产论”、畸形论，就会出现一种思想怪圈。任何社会的负面现象都能用来否定社会主义。反之，任何社会成就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正名。因为，从“早产论”的逻辑来看，如果最初不选择社会主义制度，而是选择适应生产力的制度，这些国家就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就。

因此，不消除意识形态基本体系中的症结，任何社会成就都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三、作为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初设想中，资本主义是一个向全球传播式过程，它一方面发展生产力，提高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造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首先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西欧爆发，然后向世界传播。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不断东移。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俄国爆发，而在这之后，欧洲并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孤立无援的苏联无产阶级在苏联建成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社会主义运动迅速向生产力更加落后的东方传播，并在二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说，我们现存的基本理论框架可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说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对下面这些问题论述、突出不足，如社会主义运动东移的历史根据是什么呢？生产力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是什么呢？其本质又是什么呢？它执行什么样的社会职能呢？它存在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只有明确阐明上述问题，才能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如果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看，现实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作为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功能不是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是集中资源完成落后国家的工业化。

社会主义运动重心东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造成的。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资本积累为最高目标，具有“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发达资本主义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国家处于边缘位置。从国际专业分工来看，中心国家处于国际经济分工的高端，而边缘国家则处于低端位置，两者之间形成不平等交换，边缘国家的财富不断地流向中心区。中心国家利用技术垄断、金融垄断、对战略资源的控制、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中心地位，以此获得超额垄断利润。

“中心-边缘”这种等级结构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发达是以边缘国家不发达为前提。因此，只能有少数国家居于中心地位，而大多数国家则只能处于边缘地位。边缘国家并不是所谓的“传统”国家。它们在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下，其传统社会已经瓦解。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竞争和政治军事压迫下，其民族资本主义难以正常地发展起来，被迫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并形成畸形的政治、经济结构。边缘国家想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欧美那样的发达国家，这基本上是幻想。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指出，“两极化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需求，因此，‘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赶超’先进资本主义的道路。”[11]

到19世纪末，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殖民扩张，形成了以英国霸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由于无产阶级不断斗争，以及为了调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内在矛盾，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从边缘国家获得的超额垄断利润实行一定的福利政策，以此缓和阶级矛盾。因此，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出现中产阶级，一部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从而导致革命意识弱化。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角来看，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欧洲无产阶级的短期利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因此，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从革命转向改良，希望通过完善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主社会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根源。

伯恩斯坦的思想本质上就代表了这种倾向。伯恩斯坦在谈到西方的殖民政策和夺取新市场的问题时说，“社会民主党也将放弃对于把这些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的任何反抗，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同样也将放弃对扩大市场的任何原则性反对，认为这是空想的。市场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扩展一向是社会最有力的杠杆之一。”[1]156伯恩斯坦希望通过发展全球资本主义再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两极化结构决定了这只是空想。但他的理论确实反映了中心国家通过利益整合，缓和阶级矛盾，削弱无产阶级革命热情的趋势。二战后出现的工业社会论、现代化理论和公民社会论确实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心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但和伯恩斯坦一样，这些理论错误地认为，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现代化成为发达工业社会。

列宁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特征。他指出，在帝国主义已经瓜分世界完毕的情况，“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12]578-579因此，列宁把无产阶级革命和第三世界国家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相结合起来。世界革命不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在欧洲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欧洲大资产阶级及其在第三世界国家代理人的斗争。1913年，列宁在针对亚洲兴起的民族革命浪潮所写的一篇短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说到，“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中世纪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却有着一切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胜利，这一胜利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都解放出来。”[12]318

客观地说，列宁在当时还是过高估计了欧洲的革命形势。俄国革命胜利后，欧洲并没有爆发大规模革命。这意味着，在中心国家经历整合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开始。社会主义向东方传播过程，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内在地结合起来的过程。

俄国在欧洲是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初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的包围，面临着军事入侵和经济竞争。而没有发达的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就不能保卫政权。如何在俄国这样落后国家快速进行工业化问题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产生了内在联系。而东方许多落后国家也面临着本质上相同的问题，这就是如何面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在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大工业是现代军事和经济竞争力的最根本的基础。如果不能建立现代大工业体系，落后国家就不能真正的获得解放。如何快速工业化成为这些国家的核心问题。

正是在维护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解决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落后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实现真正的民族解放提供了现实途径。

在内战结束后，苏联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企业和一定的商品经济和自由贸易。新经济政策对苏联的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它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这一核心问题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俄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再加之残酷的国内战争，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仅凭苏维埃政权所控制的国有企业自身的积累，无法进行快速工业化，它必须从非国有经济中，从农业中获得剩余产品，扩大积累。但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过程中，农村出现两极分化，富农阶层控制着剩余的粮食，拒绝购买高价的工业产品。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一方面城市缺乏粮食，没有粮食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另一方面工业品卖不出去而积压在仓库里。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之间产品交换出现断裂。在这种情况下，新经济政策已经无法完成苏联快速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 1929年，斯大林以铁腕结束新经济政策，实行全盘集体化，进一步实行超高速工业化，形成了现在所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宣布在苏联一国建成了社会主义。

因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为超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了获得重工业化积累的资金，只能通过压低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并通过计划经济，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统一地、合比例地发展基础工业和战略工业部门。现代大工业体系也不可能建立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为了从农业获得工业积累的资金，为了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循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在这个过程，苏联的国家权力空前扩张，控制一切资源，并渗透到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这是落后国家加大国家动员能力实施赶超战略的必然逻辑。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后国家会逐渐消亡这一观点来否定苏联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他实际上是拿中心区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否定边缘区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误区。美国学者梯利从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一视角对国家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他看来，在像俄罗斯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强大的国家能力完成国家职能，因此，极大提高国家强制能力，扩展国家官僚体制是必然的[13]。国家的极度扩张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产生了大量负面效应，但是，不能简单地因为这些负面因素而将其等同封建、独裁，极权，从而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

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来看，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理性、全能理性是不存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解决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中产生的，而不是按照任何人的主观设计。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再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不断摸索，并根据社会实践不断修正社会政策，其中领导人之间为社会发展道路展开了激烈甚至残酷的斗争。认为苏联(包括中国)是按照社会主义蓝图而建成的，或者按照领导人的主观意愿建成的，而看不到基本制度所承载的历史功能，这是非常无知的。

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反而现代化理论和工业化理论看到了这一点。雷蒙·阿隆和罗斯托都把国家计划经济和市场看成是资源配置两种形式，而且计划经济是一种很有效资源配置模式。尤其是罗斯托把战争和现代化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外部资本主义军事压力下，计划经济的合理性。但是，两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假设，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欧美现代化道路发展为发达工业社会，而没有看到苏联模式正是落后国家面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求生存、求解放中形成的历史选择。或者说，落后国家要想建立现代大工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传统认识的误区也在这里。从1924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之间爆发了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这场争论以斯大林一方的胜利告终。但是，这也形成了传统认识的理论误区。社会主义运动东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基本规律和矛盾的产物，其理论框架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却把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框架局限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内。人们往往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讨论社会主义的性质，甚至在单一的民族国家内思考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就形成了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观。每一个国家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都会经历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则是历史的最高点，这是必然规律。

这种理论模式预设所有的民族国家都可以重复这个发展过程，以此说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必然性。但是，它隐含着这样的错误观点，即所有的国家都可以通过走资本主义成为英法一样的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传统认识与现代化理论、工业社会论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单线式历史观确是相同。它没有看到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造成的巨大外部压力和限制，因此忽视了边缘国家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推动工业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外，它忽视了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边缘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重大区别，从而以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标准衡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可避免地形成传统认识中的诸多悖论。

总之，只有超越单线式历史发展观，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出发，才能明确现实社会主义作为民族解放的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现实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承担的推动落后国家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职能。以此为基点，我们才能理解改革开放，理解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以此为基点，才能争夺、掌握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1] 伯恩斯坦读本[M].殷叙彝,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 [苏]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M].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63:178.

[3] 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主义(演讲)》(1918年)转引自:托姆·博托莫尔.现代资本主义[M].顾海良,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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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M].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

[6] W.W.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University Press,C1961,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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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M]..王麟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31.

[12] 列宁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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