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友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410205）

在文学边缘化、文学死亡论甚嚣尘上的世纪之交，官场小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呈现出活跃的创作姿态和多样的艺术形态。官场小说的丰富形态，反映了世纪之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语境中，因思想的开放和文化的多元而导致的多样的文学选择和精神认同。官场小说在世纪之交的“粉墨登场”、众声喧哗，成为这个时段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但其众多的创作形态已经模糊甚至严重干扰了我们对集聚于同一名下的对官场小说的正确评判，导致我们在“共名”之下难以形成统一的、清晰的官场小说审美概括和价值估衡。“官场作家”这一称呼甚至令一些作家避之不及，甚至声称要与官场小说划清界线，如张平面对媒体就多次强调，《国家干部》并不是一部官场小说，因为它描写的不是官场，而是干群关系。李春平也拒绝指称其为官场小说作家：“北京的某报纸称我是继王跃文之后的官场作家，我很讨厌这个说法。我不是官场作家，我写了那么多城市小说，爱情小说，现在写官场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1］甚至因在1990年代中期发表《分享艰难》、《痛失》等反映县乡基层政权生态，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官场小说创作热潮的作家刘醒龙，在被媒体问及“怎么看官场小说这类写作”时，也说出了“我的作品与官场小说的兴起无关。官场小说是庸俗政治与商业利益合谋的产物，十分无聊，不值得我费脑筋”这样否决官场小说的言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