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敲响法槌，对众所瞩目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从法律规定上讲，一审二审判处吴英死刑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并无不妥。但从情感上讲，舆论似乎有让吴英免死的理由：有人说，为何有些巨额贪污犯被判死缓或无期，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人拿网民投票呼吁顺应民意，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希望最高院刀下留人。也有人声称应当废除经济犯罪死刑。

我认为，普通公民就吴英案发表看法并无不可，但媒体如果自诩民意代表，对最高院复核吴英案发出所谓“呼吁”，则有干扰司法之嫌。宪法规定的法院独立审判权，不仅意味着独立于行政机关，也意味着独立于所谓舆情。贪官该死，也不能得出吴英免死的逻辑结论；网民投票，也未必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案情的理性诉求；废除死刑，则是立法问题而非司法问题。若能从法律上找出被告人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理由，自然应当支持在复核程序中提出；但若试图用公众情绪影响案件结果，则未免超出舆论监督的合理尺度。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曾说：“法律是十分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时，任何人不得对案件加以评论，因为这样做实际上会给审案工作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

司法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否认，当下中国司法经常夹杂在行政干预和舆论影响之中，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法院受到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