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汶川震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震区产业、能源和技术层面的高碳化因素导致经济呈现重型化特征，经济子系统表现为高碳运行状态。强震导致震区生态子系统承载力下降，高碳化结构的经济系统与承载力较弱的生态系统之间矛盾突出。系统处于经济发展即将突破生态环境承载力极限的边缘，已呈现结构不合理且极易发生不可逆突变的次协调运行状态。若防范不力，震区生态经济面临系统性发展失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因此，亟需构建以控制生态经济系统次协调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模式。

一、经济高碳化导致生态经济次协调

生态经济系统是“经济—生态”二维一体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两个子系统间通过物质循环、能量传递和信息流通的生态流、生态场在一定时空尺度上的耦合，形成相辅相成共生关系的生态经济格局和生态经济秩序，如图1所示。汶川震后重建是集“社会－经济－生态”为一体的系统工程，在生态经济背景下，震区高碳化的经济系统与较弱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矛盾突出，表现为生态经济系统的次协调状态，若防范不力，将严重影响灾区可持续发展。

图1 生态经济系统结构图

(一)经济系统高碳化

1.能源结构的高碳化加剧环境压力。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导致能源刚性需求增加，2009－2010年汶川震区新增非生产性能源消耗约550万吨标煤，能耗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0%，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碳排放强度居高不下①徐玖平:《地震救援·恢复·重建系统工程》，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