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磊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连续几起发生在医院里的血案，再一次激起了公众围绕医患关系的激烈争论。与以往医院里打闹、媒体上打嘴仗、法庭上打官司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患者干脆直接冲进办公室将曾为他看病的医生割喉。

这种最残忍的暴力伤害登场，意味着矛盾双方通过一切正常和非正常途径解决问题的希望都渐趋破灭。行凶者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危险信号。如果稍加追溯，过去30多年来，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速度和程度恐怕都是举世罕见。

在反思医患关系为何恶化至此且无法控制时，有两个方面是有相当程度共识的：一是将市场化导向的医疗改革视为罪魁祸首，认为医患关系恶化根源正在于医生将病人当作追求剩余价值的来源；二则归咎于政府未能担当好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过去几十年，无论是对医院，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中国政府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糟糕的是，总量不足的同时，更有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

最需要医生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医院，医疗资源几近于无，而集中了最优质资源的大城市综合医院里，高干门诊、特需门诊、普通门诊的牌子分门别类、触目惊心地杵在那里，赤裸裸地标识着等级差异。各种各样的条子、后门、红包更是比贴在墙上的规则都有效得多。在任何一类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中国社会丑陋的潜规则都存在，但没有哪个像卫生领域这般习以为常、堂而皇之。

市场与政府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两大利器，在中国的医疗体系里，它们却双双失灵了，既不公正，又乏效率，独独成了制造医患矛盾的最佳温床。于患者而言，如果医治顺利的话，这些或许还都会忍气吞声，但一旦失败，所有不满便会以激烈的形式爆发，与其说是痛恨医生，毋宁说是对这个畸形体制的报复。

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现实中，医患关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公共卫生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这一点，执政者显然心知肚明，2009年开启的“新医改”所致力解决的也正是重新铸造一个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体系。但若将医患关系简单归咎于卫生体制，或许又犯了另外一个幼稚病。面对如此惨烈的血案，进行多重维度的反思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必须的。

事实上，医疗纠纷并非中国所独有。从现代医学诞生的那天起，医疗纠纷便如影随形，只不过，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经历数百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与政治、经济、法律体制相适应的医患关系，双方受到必要的约束，也便减少了纠纷发展成社会暴力的几率。但这并不能掩盖在现代医学中，医患之间日趋紧张的严峻局面，今天即使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医疗纠纷也是一个令人头疼不已的巨大难题。

医学批判家们将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现代医学的异化， 随着医学技术飞速发展，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灵需要修理或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医生越来越依赖各种各样的诊断器械，而没有一丝耐心去倾听病人的倾诉。 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 装配线化、超市化。看病不再是一个生命救赎的过程，而成了一场冰冷的装配试验。

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带给人们越来越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努力让他们相信，更高的经济投入，更好的药物，更先进的技术就可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很多医疗实践中，事实却并非如此，不仅风险的事先控制、事后評估漏洞频发，而且，由于药物和治疗过程导致的药源性和医源性疾病也在成倍增加。

这些深层的医学问题虽已很严峻，但即使在西方国家，也还多停留在精英知识群体的论战中，在现实层面，知识壁垒让医疗纠纷发生时，客观、公正的评判机制往往无从建立，医生基于理性的自负和患者基于感性的偏见，变得越来越无法调和。

中国更是如此。零星的恶性杀医事件背后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各类医疗纠纷，每每在杀医血案发生后，网络上总不乏大量的喝彩声，这其中不少都是各类医疗纠纷的受害者，因为在网络争论中，他们总是随口就能举出自身或者亲人的例子。

对于现代卫生体系尚残缺不全的中国来说，反思现代医学的异化所带来的问题，听起来多少有些杞人忧天之感，但人口资源比例失衡、现代科技落后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将在漫长的时间内都无法通过体制和技术手段来解决今天的医疗困境。

事实上，医学发展到21 世纪早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 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科学理性之外，重思医学的人文价值，对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来说，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