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罗德里克

最受推崇的政治理论也是最简单的：最强大的人才能为所欲为。金融监管由银行利益驱动，医疗卫生政策被保险公司的利益所摆布，而税收政策则取决于富人的利益。最终能为所欲为的，是那些通过对资源、信息、渠道或纯粹暴力机器的控制，最能影响政府的人。

这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一样适用。据说外交政策的首要考虑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或者对全球社会的关心。除非能和美国（或者其他日渐崛起的大国）的利益取得一致，否则国际协议不可能达成。在独裁政权中，政策就是统治者及其裙带盟友利益的直接表达。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不管是在民主国家、独裁国家或者世界舞台上，事实总是：狭隘的特定的利益集团拥有足以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能力。

但这个解释还远称不上完美，并且经常会产生误导。利益并不是固定或预设的。它们本身是由理念—关于我们是谁，尝试去实现什么以及世界如何运转的信念—所塑造的。我们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也经常受到理念的加工。

试想有一个公司正想方设法提升自己的竞争地位。它有两个选择: 可以解雇一些工人并把工序分包给要价更低的亚洲地区,也可以在工人技能方面进行投资，建立生产力更强、忠诚度更高并因此减低了流失成本的劳动力队伍。不错，私营业主都是利己主义者，但对这一事实的了解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将采取何种政策。最终决定企业选择的是一整套对于不同情境可能性的主观权衡，加上对他们对自身成本和利益的计算。

同样，试想你是一个穷国的专制统治者。维护你的权力并应对国内外威胁的最佳手段是什么？你是建设一个强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还是自我封闭，用损害国内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方式来贿赂军界中人和权势密友？有的独裁统治者们采取了第一个战略；而他们在中东地区的同行则选择了第二项。对于自己的利益取决于哪里，两者拥有不同的概念。

或者思考一下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随着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渐成长为一个大国，他们的领导人必须决定自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体系。或许他们会选择继续营造并强化现存的多边体系，而这个体系过去对他们也多有裨益。但或者他们会喜欢一个特别设定的双边关系，使他们可以在与单个国家做交易时占到更大优势。中国及其利益日渐膨胀，但单凭对这一状况的观察，我们也无法预测世界经济的走向。

例子还有很多。对于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来说，究竟是继续用紧缩政策扼住希腊的咽喉，并不惜以下一个债务重组为代价，还是放宽相关限制，给希腊一个机会摆脱债务负担，两者哪个更能为其国内政治利益服务？对美国在世界银行的利益来说，究竟应该直接指定一个美国人，还是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候选人—不管是不是美国人，两者哪种更好？

我们热烈讨论这些问题时，意味着我们对自身利益的着眼点有不同的概念。我们的利益其实是自身理念的附属品。那么这些理念从何而来？政策制定者们，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是时尚的奴隶。他们对何谓可行的政策、何谓理想之事物的观点都被时代思潮，也就是“风行一时的理念”所塑造着。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和其他意见领袖能发挥极大影响力—不论目的是好是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有一句名言：“即使是最现实的实干家，也往往会被某些早已入土的经济学家的理念所束缚。”我认为他表述的力度还有所不足。比方说，过去几十年间毫无约束的自由主义和金融过度膨胀的状况都是由那些（绝大多数）尚在人世的经济学家的理念所制造的。

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时候，谴责大银行的势力已经成为经济学家们最时尚的行为。他们说这都是因为政治家们被金融利益掌控了，而监管环境则放任这些利益集团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来攫取巨大回报。但这一论调往往忽略了经济学家自身拥有的能使事物獲得合法性的角色。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们相信：对华尔街有利的也是对大众有利的—而正是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理念，使得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抱有这样的信念。

经济学家们钟情于这样的理论，即所有的政治恶魔都植根于集团化的特殊利益之上。但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脱身，对那些由他们自己大量散布的坏理念所带来的后果置若罔闻。伴随着影响力而来的，必须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