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少文

虽然在中国人的财富观上，我们总能在故纸堆里找到它道德劝说的千年历史，但每个时代社会转型的因素都在记录并决定着这些富人们的所作所为。

在中国富豪榜的变化上，从国美的黄光裕到现在百度的李彦宏，一个身陷官商勾结的囹圄，一个被誉为新知识时代英雄，首富位置的转换本身就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意味。

首富的转变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类比：在美国的镀金时代，像约翰·D·洛克菲勒这样的巨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时代发展的车轮，但在车轮底下，亦曾辗轧着他人的血汗之軀。不过，在人生的后半段，洛克菲勒终于将精力从“在其他恶性竞争的商人们身上赚取尽可能多的金钱”转到“用这些金钱发展有益人类的事业”。此后的百年中，除了石油事业，洛克菲勒家族也持续不断地从事贫困、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慈善事业。

到了20世纪末，新时代的知识英雄比尔·盖茨成为了美国新的财富人物象征。他的资本积累过程虽和洛克菲勒创造的托拉斯一样曾遭受过垄断的指责，但并没有那个时代肮脏的血汗，而他成立的盖茨基金会为他赢得了新一代大慈善家的隆重声誉。

从这个方面看，美国富豪的更迭轨迹，是产业变迁的轨迹，也是富人慈善事业发展的轨迹。而中国是否也会复制这样的轨迹？

细究今日中国的富豪排行榜，你也会发现名单中名列前茅的，主要还是来自能源、矿产、房地产（土地）等资源性行业。他们的致富之路，很大程度上与整个国家急剧转型过程中一小部分人靠占有或垄断本属国民所有的自然资源有关，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涉及大量的权力寻租行为，而普通人却很少能分享到这些公共资源的租金。

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中国富人，似乎都带着某些“原罪”。因此，富人行善常被认为是“赎罪”。而社会转型的缓慢与停滞，加剧了贫富差距，也加剧了不同阶层间心理层面的对立，社会越来越缺乏相互间的包容和理解，在慈善问题上，舆论“逼捐”的现象屡屡出现，富人身处道德紧箍咒中。

这个体制给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予便利，也终将反过来损害他们。财富积累方式中不光彩的一面和公办慈善组织、捐款机构的不公开、不透明，压抑了富人慈善的意愿，给他们的名声带来了损害，常被冠上“为富不仁”的恶名。

公众期待这些富人们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甚至“不切实际”地期望他们在公共事务上发出更多的批判之音。但作为体制的获利者，相当部分富人私下里也会做出受害者的势态，但当复归利益，他们就自觉地禁口忌语，认为这与“本分”无关；他们也呼吁改革，但当面对自身利益不确定性时，也体现出中产阶层的首鼠两端；或者，他们干脆就移民去了。这部分人，期望他们不作恶，是底线，为善，则是更高的要求。

当然，事实也并不完全如此，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中国富人一直在做慈善，或低调，或高调，或博利他之名，或图自我提升的愉悦。只是，如同从洛克菲勒到比尔·盖茨的转变，一个阶层完成自我救赎与造福他人，既需要社会体制的转型，也需要这个阶层集体意识的觉醒。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旗下企业常被批评为“流氓企业”的李彦宏先生在慈善榜上有很好的表现，看来，这个过程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