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豪

历史长河中，有的人成为社会前进的推动力而被人们铭记，他们是傲然的见证人；有的人变成社会前进的阻碍力而被人们谨记，他们是腌臜的见证者。傲然与腌臜的并存，就是在时刻警醒着后来人：你们的人生，将要何去何从。

鲁迅与周作人，一对童年言笑晏晏的亲兄弟，曾怀着基本相似的人文理想，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干将，投身改革激流并肩作战。新文学运动中，他们从西方文学思潮中汲取理论源泉，共同推动“文学研究会”、《语丝》等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发展，一同撰文传播“人的文学”理念，同时创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极大地丰富了五四新文学的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始终坚持“韧性的战斗”，以文学为武器，揭露社会弊病，反对封建礼教，鞭挞丑恶现实和污浊灵魂，解剖国民性的弱点，呼唤民众的觉醒和奋争，探索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始终站在一位思想启蒙者的高度，在激荡的时代大潮中疾声呐喊的鲁迅，与性格“平和冲淡”，从提倡文学“为人生”转而主张文学“表現自己”，逐渐淡化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自己的作品从《谈虎集》中的闪耀着匕首的寒光的凌厉变成了《吃茶》《谈酒》的轻吟浅唱的“闲适文学”的二弟周作人，因为个性的差异和观念的不同而彻底分道扬镳。

一个是“荷戟独彷徨”也要昂扬呐喊的鲁迅，一个是“平淡冲和里”偏要吟风弄月的周作人，前者用自身的“傲岸不屈”见证了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风骨才是为人的根本，后者则用“悠闲自适”见证了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自私便会生出媚骨。

无独有偶，曾经因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后被判处终身监禁而在狱中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其风骨一时为人敬重，可后来他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重光堂协议”公开与日本人合作，并在1940年3月20日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从此便以“汉奸”二字亲身见证了媚骨的可耻。相反，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当年，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日军想招降陈三立，百般游说，他皆不应许。日军侦探日伺其门，陈三立大怒，呼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以死书写了国难中风骨的灼灼光华。

这些历史的见证人已经成为过往，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消亡，在大是大非面前，是肩担风骨，伟岸做人，还是自私自利，苟且为人，鲁迅、陈三立和周作人、汪精卫，都在用他们亲身的见证经历确凿无疑地警醒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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