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认识郑全铎是在2000年，我们一起走丝绸之路。平日做朋友，甚或只有个荣辱问题，而出了远门却成了生死之约，大家就推选郑全铎为团长。开着一辆车，一个月在青藏高原上奔波，团长是最辛苦的，早晨总是第一个起床，晚上又是最后一个睡觉，脸本来黑，现在越发黑了，又爱出汗，又要拿纸巾擦，常常纸屑就粘在下巴上。每次车一上路，我画个佛像放在车窗前，就睡着了，一个睡着，很快传染得大家都睡着了。他是不敢睡的，要坐到驾驶室给司机递烟、说话，不时叮咛开慢些，再慢些。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寻着饭馆吃饭了，他就歪着头在椅子上打盹。我说：“老郑，老郑”，叫他吃饭，他会忽地醒来，说：“啥事，啥事？”一脸的警觉。

从丝绸之路回来，我和郑全铎来往就非常多了，似乎走了一趟丝绸之路就像是上了一次老山前线，我们成了战友。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作为一个军人，甚至当过中国王牌师的副参谋长，却骨子里好文。他穿上军装的时候，威武庄严，你不敢随便和他开玩笑，但脱下军装了，一坐下来他就码裤腿，和我一样，时不时就露出乡下人的习气。我们谈起乡下事，谈起最多的事是没有饭吃。我说我却是个乖娃，我妈上地前把我放在门墩上，她从地里回来了我还在门墩上坐着。他说他那时在村里是“惹不起”，每次他要什么大人就得给，不给，他就倒在地上哭，哭死了。他是渭河北岸人，厚肉大脸，看起来抽笨，但道数清楚，极具智慧，大场面小场面，能撑起，能控制，拿捏得非常好。他话不多，却诙谐，已经是很尴尬的事了，经他一诙谐，二两拨千斤，没事了。

人这一生，其实是不断觅寻朋友的过程。有些朋友是好人，但没趣，交往着太累，有些朋友有趣，做人却没有底线，交往就不会长久。郑全铎身上有一种豪气又才情洋溢，相处可靠而快乐。一位部队的首长对我说：“你结交郑全铎很好，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可以托付大事。”

就这么交往着，我有事找他，他有事找我，一块去秦岭望春，一块去吃羊肉泡，有一天他突然说他要画画呀。虽然他交往着许多画家，我也在业余画画，但如果他说他干别的事，我一点也不吃惊，而他说他要画画，却大出我的想象。我当时笑了笑，没有在意，没想过了几天他真的拿了几张画，画得竟然有模有样。我说：“好，有前途！”他说：“你就是说谎，我也当真的哩！”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像疯了一样，每次来都拿一卷儿画，来了就逼你评说。我当然要鼓励，但他的画越画越好，进步之神速令我惊讶，我就不敢敷衍了，正儿八经地指出哪张好，又正儿八经地指出哪张不好，然后商讨我们各自对绘画的体会。我在年轻的时候学写作，凡是朋友来，就逼着朋友听我念文章，郑全铎快五十的人了，画起画来比我还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只要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坏了，又得看他的画了！

他的画和我的画一样，笔墨是欠缺的，或许他看见我在画画，知道画还可以这样画，就勇敢了，画得比我更野更怪。有一位官员嘲笑我们是半路出家，我们反驳说：你当官更是半路出家！我们当然清楚我们的不足，也在不断地熟练我们的笔墨，但我们更在当今普遍把笔墨当作繪画目的的情况下发展我们的长处。我们的作画纯粹是兴趣，有生命的快乐，而不是去为了展览和获奖，也不是为了卖钱或扬名，画了就在自己的墙上挂着，所以从不论纸张大小，不顾及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一任恣肆得意。他的画极具原创性，题材、构图和用笔上有他鲜明的个性。我说过他的画有草莽之气，这不是贬低，我欣赏的是那一种激情，它虽不儒雅，但大气张扬，生而硬，绝不平庸。我也琢磨过他的画风是怎么形成的？当然一是生存的环境，他是渭北人，又有数十年的军旅生活，性格里沉淀了雄浑，再是他接触的范围广，求教的名家多。他的绘画没有俗气，又痴爱和勤奋，以现在进步的势头看，我是很看重他的。

【头脑风暴】

“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陶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汪曾祺小说《鉴赏家》破题陡峭，出语惊人。季陶民虽与叶三身份迥异，但二人都品行高洁，且意趣相投。画家远离尘嚣，忘情于丹青；果贩留意人间幽微、草木细情，这成就了他在赏画时的洞见。这样的两个人是没有雅俗之别也不需要什么弥缝的，故事因之可信、动人。大凡汪曾祺泼墨浓重的人物都近义远利，见贤思齐，心中固有一种道德高标，时时自觉地进行反省、完善，对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有时人物本身就是古朴文化的持有者、代表者，叶三、季陶民都是直观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