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启群

君子人格思想的传统在中国世代相传，延续了几千年。知书达理一直是中国人对于文明的共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坚守君子人格的最后底线。作为整个社会的理想，君子人格理想构成了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对于社会秩序起了制衡作用，成为社会文明的指挥棒。

在中国古代社会，社会上层，如贵族，士大夫，富商大贾，乡绅，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尚礼是基本要求，斯文是行为标准，因为礼义廉耻是君子人格的一个门槛。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讲的是信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讲的是品德与言行的双馨。他们即使不敢认为自己是君子，也绝对不以小人自居。在那个时代，被公认为小人的人不仅没有身份，也没有信誉和道德可言，基本上被排斥到文明社会的社交舞台之外。即使是刚刚摆脱贫困的暴发户，无论他先前多么低贱，落魄，也要穿起马褂长衫，以附庸风雅；还一定让子弟读书应试，获得功名。

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之中，中国历史上的忠臣烈士不胜枚举，杀身成仁的壮举史不绝书。

痞子化误优雅

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人格理想代表着社会的文化向度，体现了文明社会的秩序。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农村文化。因为一代代乡村读书人通过科举走进皇城大都，成为官僚体制中的一员，而他们的后代又逐渐衰落，被新的乡下读书人取代。进入国家管理中心的人才基本上是来自乡间的有志青年。如果没有知书达理、君子人格的社会价值理想的指引，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延续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与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理想相异，君子人格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市场。至少，整个社会没有这样的共识，没有体现对这种文明的向往。要不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人格，不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附加问题。因为它基本上不影响每个人的升官发财。君子人格既不是学历，也不是技能，更不是资本。按照君子人格的要求，遵守一些道德操守，甚至被视为作茧自缚，因而在社会中生存更加艰难。而做一个小人，既不会丧失东西，也许还能在社会生活中顺水顺风，获得很多实际利益。

所谓礼义廉耻、信用仁厚、刚正不阿，这些东西都不能产生直接利益，人们往往弃之如敝履。相反，只要能产生实际效用、利益，哪怕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千夫指，有些人也在所不惜。最简单直接的是骂人，特别是骂名人，其次是展示自己的艳照，还有的甚至挑战社会伦理底线。只要能产生轰动效应，任何举动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人们对“耻”的日渐麻木导致了一种反文化的社会倾向，痞子化于是应运而生。

根源在于教育

人最根本的东西是人格。教育首先是培养人的教育，即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至少从孔子开始的中国传统教育，就一直以培养君子人格为首要任务。所谓“传道，授业，解惑”，首先是传道。这是教育最根本的要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我们当下的教育被人称为应试教育，升学是这种教育的最终指向，于是，分数实际上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家长和学生都把学校当成技能培训班，当成升官发财的桥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校里的品德教育只是花拳绣腿。我们的学校因此忘记了教育最根本的任务：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

今天中国的学校，一般的孩子也谈自己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无非是将来成为科学家、影星、商人、经济学家、教授、部长……

这既是他们自己的理想，也是家长和老师对于他们的寄托。落实到学校生活中，这些理想都是具体的，就是上好学校，例如北大、清华、哈佛、剑桥等。因此，读书是为了考试，上好的学校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总之不外乎升官发财之类。学生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考试。更可悲的是，离开了考试，有些学生就一无所能，甚至惶恐不安。

于是，一些人就变得没有人格理想了。没有人想成为君子，也就没有人畏惧成为小人，只要有巨大的利益，这样做也是值得的。更没有人要成为英雄，那似乎一点也不切实际。

一个缺少君子人格理想的社会，人格就会猥琐，唯唯诺诺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在工作单位，上级就是法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科长，权威形同上帝，没有人敢对他们的错误提出异议。上下级关系于是成为主仆关系。想想当年的梁漱溟，我们应该反思：这样的人，我们的学校能够培养出来吗？

中国教育在人格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受教育者和没有受教育者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因而教育失去了自身的神圣性。

又由于优雅的缺失，惡俗必然成为一种时尚。从商业大片到学术讲堂，俗不可耐的东西无处不在，无法阻挡。

一个社会失去优雅，无论他的社会成员多么有钱、珠光宝气、宝马香车，总是带着野蛮的气息。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