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杨文英

本刊编辑：您何时开始标准规范研究的？

潘若恩：从1998年开始从事军用标准化工作，至今已近15年。

本刊编辑：多年的实战研究中，您有哪些经验可以与我们的读者分享？

潘若恩：谈不上经验，有些体会吧。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标准工作是朝阳产业，但还未能充分释放出其能量。大部分人知道标准的重要性，但却不知道标准和标准化的基本概念，这样就容易产生极端思想，或者把标准看得很神秘，把标准视为法规来对待，不敢轻易触碰和质疑标准；或者否定已有标准，无视标准存在的客观实际，自己另搞一套，这两种表现都不太符合客观需要。一般人对于什么能形成标准，怎样形成标准，形成什么级别的标准，什么时候形成标准等问题认识不清，把握不准，这就致使标准与实际工作的结合程度还不够紧密，不能很好地通过标准化的工作促进本部门、本行业的发展。其实，认清了标准的本质就能很好地使标准为我所用。标准的目的是使规定范围内的有序化达到最佳，标准本身只是一种工具，一种“器”，一把“尺子”，一个“门槛”，它也有级别之分，这就需要通过标准化这一过程来建立、使用和完善，而其关键就在于明白建立标准的目的。比如，想实现某产品在国内领先，就需要使该产品能够迈过业内公认的最高“门槛”，这个“门槛”就是标准。由于标准的本质是一个协调的产物，我国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一般是国家、行业内普遍能接受的最低要求，门槛很低，而国际标准和国际间的一些区域标准，由于某些发达地区的排他因素，水平却很高。产品要在国内领先，就要寻找同类产品的最高标准，如果最高水平的标准不是国内的，而又难以达到国际标准，此时就需要推动提升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水平，或者干脆制定一个国内只有该产品能够达到的国内水平最高的企业标准，并设法使这一标准的水平得到业内公认，成为国内业界的最高“门槛”，迈过这道“门槛”，该产品自然也就成为国内领先的产品了。

本刊编辑：标准规范研究者需具备哪些素质？

潘若恩：标准规范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研究具体标准规范如何编制，一种是研究标准规范的整体情况，比如适用性、发展趋势等。对于前者，有人认为，标准规范只不过是把现成的经验总结归纳一下，按照某种固定格式整编到一起就能形成，没必要再专门进行研究；对于后者，很多人认为，只是使用具体的标准，没必要关心那么多内容，研不研究没什么大作用。其实不然，对于标准编制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标准规范不是简单编出来的，而是研究出来的。标准是对具体成果的总结和提炼，它需要具备普遍适用性，一般某项具体工作的经验还不足以形成标准，需要对同类具体工作进行研究、抽象和提炼出规律性的内容，才能形成标准的基本素材，以这种素材为基础，加上构建出一个条理清晰、简洁流畅的文字表达方式，这种过程就是研究的过程。对于标准规范的整体情况研究来说，只有对标准规范整体情况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了解具体标准的定位，确定具体标准所在的层次和水平，处理好与其他标准的相互关系，这样才能发现标准规范的缺项和不足，提出需要对标准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建议。这项工作，需要潜心广泛搜集、研究国内外的标准规范文本，了解行业内技术现状、研究水平和发展趋势，进行逻辑严谨、科学、细致的比对分析，这样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从对这种过程的基本论述可以看出，标准规范研究者必须具备广泛的素材搜集整理能力、扎实的总结归纳提炼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清晰流畅的文字功底。

本刊编辑：标准规范研究者与标准规范管理者之间有什么异同？

潘若恩：标准规范管理者的特点在于需要对标准规范进行有效的管理。这种有效的管理，包括标准规范从生到死的一系列过程，需要对整个标准体系的总体情况，同类标准规范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标准的立项、编制、审查和报批，标准的复审、修订和废止等全面掌握，以保证标准的有效性。此外，还要能为业界提供标准化的情报信息，组织和指导业界开展相关标准化工作。标准相关的工作主要是编什么、怎么编、编完怎么用，研究者和管理者是在两个层面互相协调工作，有的内容还存在交叉。其不同点在于，管理者负责编制工作的大方向，主要解决是否必须编、什么时候编、要编哪几条、编完给哪些人用、怎么才能让他们用好等问题，包括立项、报批的审查，标准的宣贯，标准的实施情况，反馈意见的搜集，标准的修订等工作；研究者主要解决是否具备条件编、具体怎么编、编了能不能用的问题，包括编制素材的搜集整理提炼、标准的结构框架、标准文字的条理逻辑、与其他标准的协调性等工作。但两者都是为了让标准能用、好用，这是他们最大的相同点。

本刊编辑：您最近比较关注的话题是什么？

潘若恩：军民标准化工作的融合。

本刊编辑：您对其是怎么理解的？

潘若恩：新中国某时期，我国曾经的军用技术远远领先于民用技术，有过一段军转民的历史。但近十年来，许多民用产品特别是信息技术产品技术水平已遥遥领先。为充分利用民用成熟技术，实现军民通用、寓军于民的目标，需要把军标和民标最大程度的合一，形成军民通用的标准，以便尽量采用民用先进技术、实现军民资源合用的最大化。美国早就这样做了，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种趋势，我们国家也已在“十二五”期间安排了相关工作，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一项非常英明的决策。站在我们标准化人角度来说，需要军民密切合作，按照最充分合理地利用通用资源的原则，从顶层上全面疏理已有相关国标、国军标、行业标准等，最大程度地实现标准的互相融合。

本刊编辑：您对标准规范从业者有什么建议？

潘若恩：标准的发展规律也是符合自然辩证法的。标准不是空中楼阁，自成体系，而是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的。它源于实践，通过标准化的工作提炼出的内容又用于指导实践，从更进一步的实践中反馈回的信息，又用于再次完善标准，这一过程循环往复，标准水平呈螺旋式上升。标准规范从业者应该打好专业基础，掌握标准状态，贴近实践，服务于实践，实现标准和技术的深度融合，以标准促进技术的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