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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称谓的转变

2012-01-10张宇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关键词:学校教育

张宇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072)

有关中国近现代“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是一个常言常新的话题,因为人们一般理解的教育都是包含了思潮、制度与办学活动三位一体的概念,无论从思想抑或行为的角度均可进行详细的解读。本文将要谈论的称谓转变则是与学校制度的更迭紧密联系的,从法制史的层面看,当以1922年“壬戌学制”的出台为标志,“职业教育”正式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官方认可的名词。深入分析此次更名的前前后后,我们发现整个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中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实践背景、思维线索和社会根源。

一、称谓转变的简单过程

“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名称均出现较晚。据现有材料推断,夏偕复于1901年首先使用“实业教育”[1],“职业教育”更要等到1904年方才见于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只言片语[2]。而在此前,“洋务运动”中创办的造船、器械、铁路、矿山等传授技艺的学堂已经走过了几十个年头,却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用以总括其事的称呼,只是笼统地与同文馆、算学馆等一起视作“西学”。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此类机构数量较少,门类分散,尚无统一的管理与规划;二是由于早期各类新式学堂往往面临着传统文化的激烈排斥,声名不扬。直到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年的思想家才几乎众口一词地对改良教育寄予厚望。在朝廷重臣、学术权威张之洞看来,“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3],本国则只重视公共之学,只能培养百无一用的学究,为了富强起见,亟需大力兴办各种专门之学,尤其是在已有的兵学、矿学之外提倡专门针对农、工、商业的学堂教育,而“农工商”大体就是当时所指的“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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