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重庆“大跃进”运动

文◎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接踵而至的胜利使人们认为，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已取得伟大胜利，广大人民群众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被统称为“三面红旗”——编者注）。

1958年至1960年，持续3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重庆市委也在党中央的决策和四川省委直接领导下，进行了试图加速重庆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尝试。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及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更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导致生产力破坏严重，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发动的可能性

“大跃进”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中国各地出现，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和内在深刻原因的。

客观上看，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十分落后，人民极端贫困。作为西南首府的重庆，解放前更是备受战争摧残破坏。国民党留下的是一个疮痍满目、民穷财尽的烂摊子。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后，迫切的愿望是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朝着钢铁、机械、重化工等综合性现代化城市迈进，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起来。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全国进入了计划经济轨道，各地和各经济部门有权统一调动财力、物力和人力，为“大跃进”的发动提供了实际的可能。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恢复和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业，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这又为“大跃进”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1957年，重庆市工农业总产值达13.8781亿元（1957年不变价），是1950年的5倍多，是1952年的3倍，人民收入普遍增加，市场繁荣活跃。如果运用得当，可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主观上看，“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又与“左”的指导思想的抬头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55年夏天开始，党内开展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进而发展成为一种遍及全国的社会思潮。这股社会思潮兴起的主要表现是一批不符合实际的计划和预算指标产生。反保守思潮的兴起，加速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推动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前进，形成1956年经济发展速度的冒进是明显的。这一时期，重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其标志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但其中出现了过快过急、急于求成、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农业合作化也是如此，1954年，市郊农业生产合作社只建立了21个，到1955年底，初级社已经发展到988个，1956年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这股思潮的发展和延续，为“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

“大跃进”运动的兴起，与国际环境的影响和民主法制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苏共二十大以后，帝国主义阵营掀起了新的反共反苏高潮，社会主义内部也产生混乱。波匈事件爆发，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上发生分歧，两国关系逐渐受到影响。在国内，受波匈事件影响，出现了一些罢工、请愿事件，1957年，又有少数人在整风之际发表了一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党中央因此把阶级斗争估计得过于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重庆也在党政机关、民主党派、教育、科技、文艺、卫生、新闻和工商界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全市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达8039人，反社会主义分子达3843人。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挫伤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压制了党内外的不同意见，为日后“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并为运动中许多错误决策得以顺利推进提供了条件。

高调兴起

就全国而言，“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7年9月至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改变了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严厉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措施，提出要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40条”和“促进委员会”，明确肯定了“跃进”思想，否定了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10月25日，全会基本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四十条”）公开发表；27日，《人民日报》在为讨论和贯彻执行“四十条”发表的社论中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与此同时，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以巨大鼓舞，兴起“赶超”浪潮。1957年11月，第一次莫斯科会议召开，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作出了“社会主义在向上发展，而帝国主义却在衰退”的乐观估计，苏联领导人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则提出中国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实际上是发出了制定高指标的号召。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莫斯科会议，吹响了中国“大跃进”的号角。

为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重庆市委于1958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了中共重庆市委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重庆市实现〈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简要规划（修正草案）》。会议号召全党必须树立“大跃进”思想，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将确定的任务变成广大群众的实际行动，动员一切力量，鼓起革命干劲，在生产上实现“大跃进”。

具体来讲，农业生产方面，蔬菜单位面积产量由原计划的1958年亩产6000斤、1962年8000斤、1967年10 000斤修改为1962年10 000斤、1967年12 000斤，比原来的规划提前了5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由原计划的1958年亩产700斤、1962年1000斤、1967年1200斤修改为1959年800斤、1962年1200斤、1967年1400斤，提前8年达到全国农业纲要粮食指标的要求。另外，对生猪和兴修水利也都提出了超前实现的要求。工业方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二五”计划）期间，全市煤的生产量要达到568万吨（1957年的357%）、钢产量达到78万吨（1957年的260%），电力设备容量达到322 796千瓦（1957年的304%）。化学工业方面，重庆附近的西彭乡要新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化学联合企业。会议还提出，重庆是一个工业城市，在四川省委的领导下，负有支援全省农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任务，1958年要生产15 100吨农药、18 200吨化肥、150台煤气机、900台农业水泵以及各种农业机械。

这次会议后，重庆生产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抬头。2月，市委提出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度增加50%，市政府提出在3年内提前完成“二五”计划，然后在提前两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3月，市领导提出全市教育工作两年苦战目标：1958年普及初级中学教育，实现半工半读的学校达到90%；1959年扫除文盲，力争教育质量赶上北京、上海。5月，市委提出1958年粮食增产1.2亿斤，总产量达4亿斤，比1957年增产40%，争取完成增产2.2亿斤，总产量达5亿斤，比1957年增产78%。各行各业相继提出了“放卫星、献大礼、跃进再跃进”的口号。

与此同时或稍后不久，万县地区、涪陵地区、江津地区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势头。伴随着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一场全民“大跃进”的序幕在巴渝大地拉开了。

全面展开

“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开展。在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持续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毛泽东于1958年2月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批判“保守”，鼓励“跃进”。

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布置在全省厂矿中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要求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开现场会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及其危害性，掀起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

3月，重庆市委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领导这一运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和克服一切浪费和保守思想，并要求全市所有单位今后一般不得兴修礼堂、办公大楼、疗养院等非生产性建筑，各单位在制定计划时要用同样的人力和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通过这次运动，克服“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扫除“五气”（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改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把又多又快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市委指示下达后，重庆市在1249个单位开展了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参加运动的人数达43万人，提出了500多万条意见，贴出大字报800多万张。

“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促进了生产的“大跃进”——新人新事、新纪录不断涌现，各种新发明、新创造层出不穷。如重庆建设机床厂的青年工人廖世刚革新技术，实行多夹工件、多管工序、多机床管理，用2个月零7天半的时间完成了相当于“二五”计划的工作量；重庆第三钢铁厂炼钢车间在1958年3月平均每吨钢消耗金属料1075公斤，比全国先进水平低18公斤，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1070公斤）；重庆电信局1958年1-3月的消退号率、极限阻碍、长途逾期等三项指标都突破了全国最高纪录。据重庆市工会联合会编《在大跃进中重庆市创造的全国新纪录》统计，截至1958年4月，重庆市新创造的全国纪录就达100多项。

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指出：“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这本是一条贯穿着改革的可贵精神，但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大量合理的规章制度因此被废除，造成生产无组织，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以重庆钢铁公司为例，全公司大大小小的制度有650种，截至1958年4月，修改的达262种，占41%；废除的216种，占33%；原封不动保留的只有178种，占26%。全公司有表报1716种，修改合并的有134种，占7.8%；废除的629种，占36.6%；保留的只占55.5%。

贯彻执行总路线，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蓝图的制定。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但它却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导致“二五”初期全国范围的经济建设盲目追求高速度。会议还指责对高指标、“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全国各地都要“拔白旗、插红旗”，大大助长了浮夸的不实之风，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

重庆市委于1958年6月发出《关于学习和宣传八大第二次会议文件和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深入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并根据总路线来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是否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掀起了宣传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庆“二五”计划指标草案提出的计划指标一再加码。1957年2月规定“二五”期间重庆市的发展速度不超过“一五”计划的速度，其中地方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0%，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每年增长4-5%，到1958年7月通过的《重庆市1958年-1962年工业生产发展纲要》则规定，在“二五”计划期间，全市工业生产将比1957年增长8至10倍，“钢：1957年为35万吨，1958年要达到70万吨，1962年要跃进到170-200万吨；钢材：1957年为3.7万吨，1962年要跃进到100-110万吨；生铁：1957年为7.7万吨，1962年要跃进到100-120万吨”。1958年6月下旬，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市郊农村的中心任务是力争高速度的发展农业生产，尽可能快的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规定的各项指标。粮食产量保证4亿斤，争取5亿斤，千方百计达到6亿斤，蔬菜8亿斤，生猪40万头。商业系统提出了“破常规，争上游，赶天桥，赛米市”的口号，开展了工商计划、采购、库存、销售“四合一”的“大购大销”——即“工厂生产什么、商业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造成大量不合格、没有销路的产品也收购进来，给库存增加了许多积压报损商品。

1958年6月，在重庆市三届一次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要尽快把重庆建设成为以钢铁为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大跃进”目标，指出“二五”时期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并对工业、农业、文教、卫生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具体的规划。《报告》描绘的重庆综合性现代化城市的蓝图，反映了人民尽快改变重庆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城市公园化的美好愿望。但是，上述规划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倚重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一些经济指标严重脱离重庆实际，使重庆的社会发展潜伏着巨大危机。

为贯彻北戴河会议的精神，1958年9月4日，重庆市委召开有4000人参加的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克服一切困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全市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大办钢铁群众运动。会上，把重庆1958年的钢和生铁产量计划由70万吨、7.7万吨分别加码到86万吨和23万吨，并专门成立了市钢铁办公室，统一规划掌握钢铁生产计划和进展情况。同时，还成立了市三高矿务局，统一协调地质勘探、采矿和运输工作。第二天，《重庆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完成生产86万吨钢的伟大任务》，将重庆的大炼钢运动推向高潮。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扩建几大钢铁厂、捐献废旧金属运动、“小土群”运动、四万人上山突击采矿炼铁等较为典型的事件。

扩建几大钢铁厂。据钢铁部门统计，重庆的钢铁跃进计划完成得很不好，截至1958年7月底，钢只生产了25万吨，生铁只生产了5.8万吨，离全年86万吨、23万吨的计划相距甚远。为此，市委决定扩建本市几大钢铁厂：重庆钢铁公司——新建高炉5座，总容积3476m3，新建平炉2座（炉日产量各为150吨），改建4座（2座日产量为150吨，2座日产量为40吨）；重庆第二钢铁厂——扩建炼钢车间和新建两个炼钢车间，增加电炉7座；重庆第三钢铁厂——新建20吨平炉1座，3吨电炉2座。新建高炉5座，扩建1座，容积为598m3³，连原有两座高炉，共8座，总容积为647m3³；北碚钢铁厂——安装255m3高炉2座；区办工业——建成高炉总容积844m3³，年产钢20万吨。几座大型钢铁厂的扩建，成为全市大炼钢铁的主力军。

“小土群”运动的开展。9月中旬开始，重庆市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土法炼钢运动。无论是在工厂、矿山、学校、机关、部队、街道还是农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年儿童，都投入到了这场“钢铁元帅升帐”的战斗。全市人民在“全党全民为钢而战”、“分秒不放，斤两必争”、“向时间要钢铁”等口号的指引下，活跃在1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建起小、土、群炼钢炉14 000余座，仅沙坪坝地区就建炉2141座，重庆钢铁公司所属各单位建炉510座，市委大院里也建炉3座。这些“小土群”炼钢炉占用了大量基建设备和物资，致使主要基建工程因物资缺乏而使工期延长，加之炉温低、渣子稠、产品杂质高而无法炼出合格的钢锭，造成了严重的浪费。

捐献废旧金属运动。为了保证“钢铁元帅升帐”，支援钢铁和机械的生产与建设，1958年9月1日，重庆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动员全市职工和居民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捐献废旧金属运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职工和居民以“清”、“挖”、“涝”、“找”、“换”、“拆”等办法，大力搜集各种废金属6至8万吨。《通知》下达后，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很大，截至9月13日，已搜集废钢铁71 000吨、废铜1200吨。但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有些单位组织群众到厂矿去挖掘废钢铁时，不尊重领导意见，不按指定地点挖，拆了不该拆的水管、电缆、钢轨等；少数单位对政策理解不够，将罗汉寺、真武山、觉林寺、大佛寺等寺庙内的钟、香炉、神像、旗杆等拿走，引起宗教人士和当地干部群众的不满；还有少数单位在搜集废金属中，互相争夺，影响团结。为此，市委下发《关于在搜集废旧金属中应注意几个问题的通知》，明令禁止上述行为。

四万人上山突击采矿炼铁。为了保证炼钢炉的原料——铁的充分供应，并同时完成全市23万吨生铁的任务，重庆市委决定再组织一场四万人上山突击采矿炼铁的“淮海战役”，计划在1958年11、12月内搞烧结铁11.7万吨。于是，一支由大、专、中学校和机关干部、农民、街道居民组成的炼铁大军，向綦江、南桐等地矿山挺进。他们采矿、砍树、修路，在市郊矿区到处升起火焰，大窑烧铁。可惜，他们近两个月炼出的几乎全是达不到标准的废铁，而綦江、南桐、北碚等茂密的山林几乎被砍光，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

这场由各级领导挂帅、男女老少参加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持续了3个月，但1958年全市钢产量仅47.43万吨，铁11.33万吨，未能完成计划任务。此外，在这场运动中，由于胡乱破坏规章制度，钢铁和煤矿企业重大事故不断，仅1958年第4季度全市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276起，比1957年增加44.5%，死亡287人，大大超出1957年的数量。事故发生后，许多厂矿没有认真检查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致同样事故不断发生，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6年，重庆市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经过1957年的整顿提高，加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群众中的混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服，生产干劲增加。1958年春，以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中心，许多地方出现了跃进局面，跨社、跨乡、跨区的群众性兴修水利、改造低产田土和农业丰产运动四处兴起，已经超过了高级社的范围，因而建立更大型的农业合作社问题被提了出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意见》下达后，各地迅速掀起了工具改革并社高潮，有的叫高级社，有的叫集体农庄，也有叫人民公社的。经毛主席视察肯定人民公社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1958年8月15日，重庆沙坪坝区原覃家岗乡5个农业公社合并成红旗人民公社，成为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人民公社。

1958年8月底，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农业合作社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此后，重庆市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一哄而起，经过8、9、10三个月的时间，全市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其中，重庆市郊建起了19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达99%以上。年底划归重庆的巴县、长寿和綦江3个县建立了211个人民公社，江津地区8个县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324个，万县专区共建立412个，涪陵专区共建立495个。至此，重庆农村多数在1956年上半年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代替。

在脊柱一侧加临时固定棒，先截未加固定棒一侧。若截胸椎，要截除肋骨头，从侧面向中间逐渐截除椎体，然后截除椎体前壁，注意保护椎体前方的组织结构。当足够的椎体骨质被去除后，最后截除椎体后壁，在这之前后壁可用于保护后方的硬膜。然后用预弯的临时棒固定截骨侧，移除另一侧的钉棒；用同样的方法截除另一侧的椎体，完全截除椎体和邻近椎间盘后，把钉棒重新固定。先稍松开固定棒的螺钉，缓慢缩小截骨节段上下椎体间隙，然后折弯替换固定的临时棒，逐渐使棒达到预期矫形的角度。椎体间隙的压缩，要在硬膜囊不被皱折的范围内进行。

1958年10月，沙坪坝区红旗、石桥、井口、歌乐山4个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全市农村效仿。到10月底，市郊和江津地区有公共食堂9万个，搭伙人数占农业总人口95%以上。当时，办人民公社，干部、群众是拥护的：一是党有号召，毛主席也说人民公社好；二是办合作社时有定额管理，每天晚上熬夜评分，人人厌倦，公社不评分了真是痛快；三是每年春夏荒，农村进行粮食返销，常是有粮户和无粮户都在叫缺粮，真假难分，公社办了食堂，这个难题不存在了；四是1958年党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来又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强调人民公社是走向共产主义的桥梁。

与农业合作社相比，人民公社有如下几大特点：

第一是“大”。重庆的农业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则是一乡一社甚至数乡一社，规模扩大了10倍甚至几十倍。据重庆七区三县建立的230个人民公社统计，平均每个公社约4800多户，最大的公社达万户以上，最小的也有3000户。

第二是“公”。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把原来几十个贫富不同、条件各异的合作社并在一起，财产全部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并认为这是所有制上的“大集体”、“小全民”。有的公社甚至在全县范围内实行统一收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同时，在“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的口号下，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牲畜、自营成片果树以及一些较大的生产工具等收归集体所有，家庭副业、小商小贩以及集市贸易等也都被取缔。在实行“生活集体化”过程中，农民的部分生活资料，如房屋、衣被、家具等也被无偿调用，实际是对农民的无偿剥夺。此外，上级政府机关还经常无偿抽调公社的物资和劳力。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概念，犯了平均主义的错误，导致“共产风”泛滥。

第三是“政社合一”。农业合作社时，实行乡社分立的管理体制，乡是基层政权，社是农业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一级政权组织，又是一种经济组织，两者合二为一，且实行三级管理，由公社统管全社的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仅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只是具体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这样就使公社领导往往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经济，造成生产经营方面的瞎指挥。同时，人民公社还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合作社合并起来，公社就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于一体，即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方面的工作统统集中到公社，致使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权力过分集中等现象更加严重。

第四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农业合作社基本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则取消了评工计分和生产责任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度相结合的分配的制度，供给部分粮食、伙食和基本生活用品，工资则是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和伙食供给。

第五是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建社初期，各地普遍把公社劳力按军事编制，建立以民兵为主体、组成班排连营的建制，在公社统一指挥调动下，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投入各种“大办”，这就为县、社无偿调用农民劳动力提供了可能性。与此同时，社、队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等，以为解放了妇女、节约了劳力，可以把家务劳动社会化，还可以培养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实际上，在贫乏的物质条件、原始的技术设备和落后的管理水平下，这种社会化只能造成人力物力的更大浪费，给群众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因而遭到群众的普遍反对。

上述几大特点表明，初期农村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在农村开展，还向城市推行。1959年9月，重庆第一个以街道居民为主的城市人民公社——市中区七星岗人民公社成立。到1960年4月底，重庆市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除南桐矿区外，6个区已成立37个城市人民公社，囊括了其辖区内的所有工厂、企业、学校、医院、街道和近郊个别生产队，每个公社人口都在2万人到5万人不等。据1960年4月统计，城市人民公社办起街道工厂800多个，9500多人参加生产，建立了3800多个公共食堂，170万居民中有140万人搭伙，办起各种托儿所、站、园多个，群众自我服务组织4000多个，街办、社办敬老院4个。在全市街道中，群众自办小学58所、中学36所，入学人数达38 400多人。

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一样，是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政社合一的组织，它实际是街道人民委员会管理职能的扩大。一些大工厂、大专院校等参加人民公社仅流于形式：从财权归属到管理仍属于其所属系统；所办的公共食堂、学校、敬老院和托儿所大都是昙花一现，仅存数月或一两年即行解散；所办的街道工厂基本上是一些规模小、技术含量低、机械化程度不高的手工工场，甚至于手工作坊，这些企业在1961年的调整中，除少数被解散外，多数转归商业、民政、街道等部门。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很快造成城乡经济困难。毛泽东觉察后，认为只有纠正这些已经察觉到的“左”倾错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为此，党和政府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从1958年11月初到1959年夏，党中央相继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及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相继制定《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文件》，明确指出：“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要求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明确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1959年初，重庆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部署，开始对人民公社进行第一次体制调整。1月，市委召开会议，决定用5个月的时间，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简称整社），并处理生产、分配、生活福利、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为此，全市抽调3000多名干部组成了省整社生产检查团重庆分团。

2月，整社工作队首批到达巴县接龙区，取消了营、连、排建制，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并选好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建立了田间生产责任制，考勤、学习制度，粮食、农具保管制度等，初步整顿了党团支部，改进了干部作风。在整社过程中，工作队发现1958年公社化时的贪污盗窃、隐瞒私分较为严重。据长寿、巴县等地查明，约有30%-40%的社队干部有贪污多占、超支挪用行为。因此，市里和地方组织力量算清或基本算清了国家与公社之间的账目，并对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的账目也作了初步清理。

5、6月，中央分别发出紧急指示和通知，规定下放猪和三类农副业产品经营权，恢复社员自留地。6月，重庆市委贯彻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必须认真把几项权力下放到生产队的规定》，决定把大部分猪由公社下放到生产队饲养，归生产队所有，并实行公有公养、公有私养和私有私养三种形式，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把经营农副产品和经营不属于国家统一收购的三类产品的权力，下放给生产队；允许社员私有自养羊、鸡、鸭、鹅、兔等小家禽家畜；允许社员耕种屋旁、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谁种谁收。随着这些决定的执行，农村中的“共产风”受到一定遏制。

与此同时，钢铁指标也随着全国指标的调减而有所下降，到4月份召开的重庆市委六级干部会议和市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时，钢产量计划由年初的120万吨减为105万吨，但仍然是一个过高的指标，“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并无变化。为完成105万吨钢的任务，市委决定加强煤炭和矿石的运输能力，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修通了4条线路：从中梁山到第二钢铁厂，长20公里；从白市驿到北碚钢铁厂，约40公里；从巴县接龙到白沙沱长江铁路桥，长60公里；从小渔沱到大罗坝与川黔铁路接轨，长20公里。厂矿企业“比、学、赶、帮”的钢铁一条龙竞赛仍在继续。

纠“左”和继续推行“左”的方针同时并存的局面，反映了当时领导思想上既要坚持严重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又必须面对重庆的现实这样一种矛盾处境。一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恢复经济的具体办法。如1959年4月，中共江津地委书记张风伍批准了推行铜梁、合川两县关于生产小队职权范围的文件，文件规定把生产队下面的临时作业组固定为一级，形成人民公社体制的“四级所有”。全江津地区8个县都不同程度地推行了这种改革。在实施中，又把这种作业组从生产任务承包单位发展为对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实行“两固定”、“三固定”、“四固定”的核算单位。这实际上是“包产到组”的试验。1959年初，綦江县上三角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伯深主张解散公共食堂，分散公有猪，实行包工包产到户，运送征购到户，以及看苗发工资的主张，解散了全社667个食堂的一半以上，全社320个生产队分了自留地，得到社员的拥护。可是，1959年下半年，李伯深同志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反右倾”斗争和“大跃进”的继续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并错误地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反右倾”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它“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顺利发展，妨碍建设事业的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执行”，要求“立即在干部中，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

庐山会议刚结束不久，8月15日，重庆市委便发出《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27日，市委又不加说明地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信和张闻天在小组的发言发给市属126个单位的523名负责干部，要求他们按赞成、基本赞成、基本不赞成三类情况表态。据市委8月30日统计，对彭德怀同志意见书表态的有443人，6人根本不赞成并表示愤慨，62人不赞成，294人基本不赞成，22人赞成，36人基本赞成，4人赞成一部分论点，7人先表示赞成后又不赞成，12人未表示态度或态度不明。对张闻天的发言表态的有413人，其中基本赞成的12人，赞成的2人，不表态的10人。以这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非正常方式，首先“筛选”出了一批对信件和发言内容表示同意或同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9月1日至2日，重庆市委召开一届十四次全委会议，讨论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通过讨论，市委全委会表示坚决拥护党的决议，把“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会上对胡谦、贾子敬、张坚中、陈星、杜石生等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市委书记任白戈还回顾了“大跃进”以来重庆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反右倾”斗争：第一次是1959年初安排任务时，许多同志对继续“大跃进”信心不足，要求降低指标。针对这一情况，市委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肯定了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树立了继续“大跃进”的思想，强调对有利条件和困难，要有正确认识，不可偏低偏高。第二次是1959年3月中旬以后，原材料出现一些困难，设备事故增多，有些备件、配件缺乏，部分干部滋长了“消极畏难”和“急躁抱怨”情绪。4月，市委召开了六级干部万人大会，对“计划落实问题”、“波浪式前进问题”、“数量质量问题”、“平衡问题”等进行批判。第三次是1959年6月，厂矿企业刮起了一股“计划落实得越低越好”的“冷风”，同时一部分人开始议论去年是不是“大跃进”、今年上半年是不是“大跃进”、今年该不该“大跃进”等。对此，市委直接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三次“反右倾”斗争的实践看，重庆的党员干部中确有一批忧国忧民的人，他们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对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比例失调、城乡经济困难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尽管均被打成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市委全委会以后，重庆在市级机关、区县机关、市属厂矿、大专院校等部门和单位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并在全市党内外干部中进行了排队，第一类：坚决拥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作干劲大；第二类：工作上还是积极的，但在较多的问题上，甚至在人民公社、经济生活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模糊认识，跟着别人讲怪话，分不清界限，但并不是对党不满、有心反党；第三类：工作消极，对“三面红旗”有不满情绪，说怪话，发牢骚；第四类：一贯反对“三面红旗”，在工作中消极怠工，破坏劳动纪律。其中，第三类被定为右倾机会分子，第四类被定为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统计，截至1959年12月底，重庆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外干部总数为1.82万人，被重点批判的有352人，占1.49%；党员干部总数为4.1万人，被错误地列为重要批判对象的有1.1万人，被重点批判后错误地受到各种处分的占51.27%。

历时将近半年的“反右倾”斗争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了严重后果，还使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升级，并延伸到各级党组织和群众中去，致使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遭受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而且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

重庆的“反右倾”斗争推动了“大跃进”运动继续执行“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全市基本建设计划再度膨胀，各项工农业指标居高不下。1959年12月，市委一届十五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1960年超高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并作出了总的要求：

继续大跃进，更上一层楼；

干劲要鼓足，右倾要反透；

看涨不看落，赶前不敢后；

月月满堂红，人人争上游。

执行工农业总产值46亿元、钢产量120万吨等难以完成的计划指标，其结果可想而知。况且，1960年的情况与1958年还有两点不同：一是1958年的大办钢铁已使重庆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害，处处捉襟见肘，1960年持续跃进是对全市经济形势估计的严重失误；二是1960年的持续跃进是伴随着“反右倾”的政治运动而进行的，“哪里生产上不去，计划完不成，就在哪里火线整风”，仅重钢一个企业在1960年受到批判、处分、撤职的干部和工人就达1423人，而在农村，开展了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的群众运动，对一些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有严重“资本主义言行”的干部、社员进行了批判和处理。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来推动持续跃进，造成了重庆国民经济全面衰退。

“大跃进”的严重后果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持续了3年，直到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才被终止。这场“以钢为纲”和搞“穷过渡”的运动，超越了客观的可能，违背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结果事与愿违，使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群众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大滑坡，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致使重庆的经济到1960年底陷入极度困难境地。

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3年中，工业高速发展，农业急速衰退，表现在工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4.04亿元猛增至1960年的44.7亿元，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2.27亿元下降至1960年的1.33亿元。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1957年的85.7%：14.3%发展到1960年的95.4%：4.6%，严重失衡。从工业内部看，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发展太快，挤占了轻工业的发展空间，造成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不平衡。3年中，全市整个工业投资为11亿元，用于重工业的建设投资占91%，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加1.13倍，钢铁工业更是增长了7.16倍。这样，就造成了人民生活必需品如灯泡、火柴、肥皂、热水瓶、篾席、衣服、鞋帽、纸张等严重短缺。

农业生产遭受空前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由于农村政策的失误，浮夸风、“共产风”越刮越厉害，瞎指挥越来越盛行，加之1959年开始的极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旱灾、虫灾接踵而至，巴县、綦江、长寿和近郊农村大面积受灾，对农业生产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一是耕地面积日益减少，粮食农作物播种面积从1957年的862.8万亩下降到1961年的587.9万亩，粮食总产量急剧下降，1957年为20.2亿斤，1961年骤减为7亿斤，降幅达65.4%，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由1957年的678斤下降到1961年的251斤。二是由于大炼钢铁和大办公共食堂期间毁林炼铁、砍伐树木用作薪柴、毁林开荒、废桑种粮等行为，使森林面积大量减少，仅1958年重庆市森林面积就减少10%，木材蓄积量损失40%，造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出现全市性的饥荒。1959年至1961年，重庆连续3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但国家征购总产量的比重反而由1958年的31.69%逐年提高为42.54%、47.24%和35.44%，致使农村人均留粮水平很低，分别为139公斤、130公斤和129公斤。城市人口的口粮标准也一再降低，到1960年，居民每月人均只有19斤粮食（其中大米15斤，其 余为杂粮）。粮食严重短缺导致了全市性的大饥荒，饥饿难忍的人们只有采集各种野菜、野果和堰塘的浮藻充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观音土”的状况。由于饥荒，各种疾病蔓延，尤以“水肿病”为甚，非正常死亡人数攀升。据市卫生局1960年1月不完全统计，全市共发现“水肿病”63 664人，死亡1424人。据重庆市公安局不完全统计，3年间，全市非正常死亡264 951人。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这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其沉痛的教训应该认真总结和记取。

看待事物也要一分为二。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的忘我精神和无私奉献展现了巴渝儿女的巨大凝聚力，取得了对经验教训的共识，这对于此后在新的形势下总结经验教训、共图改革开放大业产生易于统一认识的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大跃进”的高投入，建成了一批相当可观的项目，特别是钢铁工业新建、改建了几座大平炉、大高炉、大焦炉及转炉、轧钢机等设备，煤炭工业建成了中梁山煤矿南、北井，南桐矿务局砚石台矿、东林矿、鱼田堡矿一、二井，天府矿务局的磨心矿，松藻矿区的一、二井，永荣矿务局的荣昌矿、曾家山矿等大型矿井，这些在今天仍是重庆钢铁、煤炭工业的骨干和基础设施。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重庆以高昂的代价，为在城区街道和县乡普及工业基本知识、建立和发展小型工业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1970年代以后全市县以下“五小”工业与乡镇企业的兴起埋下了种子。水利建设方面，仅1958、1959两年，重庆和江津专区就新建大小型水库645座，为水土保持和抗旱夺丰收奠定了基础。此外，广大的农村还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建立了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并加强了农业机械的应用。

但是，这些成绩与人民所付出的过于高昂的代价不成正比，而且也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或者必然的产物。“大跃进”的历程表明，研究和尊重经济规律，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精神，加强经济决策过程中民主协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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