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1月5日文章，原题：中国如何在每天500起抗议中保持稳定 在中国东南部乌坎村的示威人群将警察和政府官员迫走一周后，他们在外国记者聚集的临时媒体中心的外墙上印上标语，用中英文告诉记者们，不要把他们的行动称作起义。标语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要造反。我们不反对共产党，我们爱国。

乌坎示威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不同寻常。2010年中国发生18万起抗议和群体性事件，平均每天500起。村民们的抱怨很常见：地方官员通过卖地获益并粗暴压制异议。尽管鲜见单方面胜利及国际媒体关注，但示威者们也曾得到过官方一些让步。然而，乌坎事件中最引人关注、最为独特的是，抗议者们坚称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尽管2011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可能超过整个阿拉伯世界，但上述这个特点是中国仍远离“阿拉伯春天”式运动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群体性行动似乎只是表达相对狭隘的诉求，希望在体制内解决问题。抗议者们属于体系的一部分，而非去挑战体系。这是释放民众怒气的缓解阀，给予他们解决之道，同时维持专政统治。这事实上加强了中共的统治。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妥协事实上有助于维持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

这一传统可追溯到10年前。2002年5月辽阳市数千名工人示威。当地腐败官员侵占众多工厂资产，使其被迫关闭，工人们因此下岗，无法领取退休金。与今天的乌坎一样，辽阳问题也不是非典型性问题，全国性私有化运动给了一些官员特殊通道，令其能一夜暴富，无权无势的工人忍饥挨饿。辽阳抗议规模庞大，整座城市停止运转，高级别官员被迫做出回应。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给高官写信，强调示威群众对党的忠诚，仅要求官员执行现有法律、惩治腐败。《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社长菲利普·潘称，抗议活动领袖不敢公开批评或要求民主，他们最终决定向党的高层领导求助而非挑战。

2002年以来，中国每天数百起示威的动因依然未变，中共将不满控制在“体系内”和“小范围内”的神奇能力也未发生改变。但若经济增长停滞，诸多防止抗议活动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可能面临风险。目前，中共领导层、地方官员和产业伙伴及中国民众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虽然远非公平合理,但足以让上述三个团体共同协作维持政治稳定。▲（作者马克思·菲舍尔，伊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