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众，张哨楠,，匡建超，庞河清

(1.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2.西南西石油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四川 成都 610500； 3.成都理工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油气勘探属于典型的“三高一长”(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项目，作为石油公司的一项主要投资活动，如何从收益—风险的角度配置好有限资源，降低勘探风险，已成为石油公司面临的艰巨任务[1]。为提高决策质量，理论界和石油公司也在不断探索新的理论及方法，如：模拟仿真、多属性效用决策、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实物期权等[2]。其中，尽管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在石油工业中得到应用，但近年来随着石油公司海外勘探机会日渐增多、勘探风险日趋增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因其能有效分散投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整体勘探投资收益—风险的均衡，受到越来越收多的关注与重视[3]。

目前，国外学者在油气勘探投资组合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如：Davidson(1995)[4]、Orman(1999)[5]、Fichter(2000)[6]、Erdogan(2001)[7]、Garcia(2003)[8]、Walls(2004)[2]等。尽管国内学者从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开始逐步开展该领域的研究，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玉蓉(2004)[9]、马士忠(2006)[10]、郭秋麟(2007)[11]、王震(2008)[12]、殷爱贞(2010)[13]等。然而通过文献回顾，笔者发现几乎该领域所有的研究都是以Markowitz的均值—方差模型[14-15]为基础，即运用收益的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勘探投资组合的风险。考虑到金融资产和油气勘探项目的区别，笔者认为运用方差度量风险存在以下缺陷：首先，勘探项目的收益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甚至还存在“高峰、肥尾”现象，方差很难捕捉潜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