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陈志彪†，陈海滨，陈丽慧

(1.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350007，福州;2.福建省漳州测绘设计研究院，363000，福建漳州)

可达性是指从空间中任意一点到达目的地的难易程度，反映了人们到达目的地过程所克服的空间阻力大小，常用距离、时间和费用等指标来衡量［1－2］。可达性的概念由W.G.Hansen［3］在1959 年提出，用于衡量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机会的大小。时间地理学、交通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概念均建立在可达性基础之上［4－5］。可达性的研究无论在对现实世界的抽象，还是在揭示区域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和模拟城市动态演变过程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进展，已经成为决定个人生活方式和区域前景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6］。由于可达性可以表征人们到达一个既定目标的难易程度，如景观生态学中景观客体的可接近性程度，而这种难易程度反过来又会对目标的格局产生影响［7－8］，因而可达性可作为目标变化的驱动因素之一［9－10］。目前，可达性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交通、城市、自然景观等方面［11］，但在南方红壤侵蚀区，以可达性表征人为活动影响并分析可达性与土壤肥力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

我国南方红壤地区面积约203 万5 300 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1%，水土流失面积超过60 万km2，是南方面积最大、垦殖指数最高、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部分地域曾一度成为南方的“红色沙漠”［12］。笔者以南方红壤侵蚀区典型代表朱溪流域为研究区域，以“3S”技术为平台，利用最小耗散距离构建人为活动可达性，揭示可达性对土壤肥力质量空间分布的影响，以期为类似区域在水土保持、生态恢复和调控等方面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