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白玉兰22届颁奖大会举行的第二天，我在《东方早报》上见到颁奖报导：鉴于刘厚生老师几十年来为中国戏剧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被授予特殊贡献奖。但他由于生病，无法来上海参加颁奖活动。我又高兴，又担心，晚饭后拨通北京刘老师、傅老师家的电话，是刘老师接的电话。我祝贺他荣获特殊贡献奖，并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刘老师说：“我很感谢上海宣传部、文联的领导亲自来北京看望我，并把奖励送到我家，让我们十分感动。这几天我能起来行动了，只是傅惠珍在床上躺了有一个多月了。”我在电话中听见傅老师在问谁来的电话，刘老师说是上海孙渝烽，你来接。一会儿电话里传来傅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孙渝烽你好吗？我这两天好些了，能起来走走了，年纪大了骨质疏松，走路轻飘飘的，你好吗？”我告诉她我得知刘老师荣获特殊贡献奖特别高兴，打电话来祝贺他，特别想问问你们二老的身体情况。傅老师说：“刘老师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情，大家对他这么肯定也是在鼓励他。刘老师最近又出了一本书，让他寄给你。”“傅老师，别让刘老师跑邮局了，下次来看望你们时再取吧。”“别，别。问你们全家好！”

当天晚上我把《东方早报》的报导以及我在《上海采风》杂志上写的关于“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文章寄给他们。傅老师一直鼓励我写东西，防止老年痴呆。

没过几天我就收到刘厚生老师寄来的书，是刘老师用旧信封翻过来自己包装的，多么简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