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子烨

摘 要：对于清代同光年间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的问题，一度被认为是“派系斗争”，即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斗争。更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涉及左宗棠和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问题。我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将以下文详细论述。

关键词：海防塞防爱国卖国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6-0099-01

一

19世纪70年代初，清朝统治的中国在西北和东南几乎同时发生边疆危机。自1865年初，浩罕汗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后，英、俄也加入了鲸吞新疆的争夺。1871年，俄国侵占了伊犁等地。在1975年5月，日本以1971年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船员的事件为借口，入侵台湾。中国在东南和西北同时受敌，而清王朝的统治却江河日下，财政匮乏，“海防”和“塞防”之争便由此而起。

所谓的“海防派”是指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张海防优先，甚至想牺牲塞防的经费填补海防；而所谓的“塞防派”是指以王文韶为代表的主张宜全力注重塞防，他认为西北无事，则东南自固。而左宗棠的意见较为合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1]但因当时“我师日迟，俄人日进” [2]的紧急局势，因此收复新疆是当务之急。确实，1874年中日订立了《北京专约》，使日本对东南沿海侵略会有所缓解。而后清廷从全局考虑，坚持了“两防并重”的方针，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而左宗棠于1878年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新疆的全部领土。

若认为“海防”和“塞防”之爭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与以左宗棠为首的湘系军阀之间的斗争，是不确切的。

（一）、左宗棠不是一个完全与李鸿章对立的“塞防派”。首先，左宗棠主张“二者并重”，并不是主张塞防。而且他也是洋务派的领军人物，他与李鸿章在筹办海防上的主张是一致的。其次，在新疆问题上，左宗棠也谈到：“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 [3]作为“两派斗争”的主角的左宗棠都认为不管是主张“海防”还是“塞防”都是“谋国之忠”，又何来是派系之争？

（二）、“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根本起因还是经费问题。清政府财政每年呈现赤字状态，对于边防的经费实属拮据。李鸿章在《奏稿》中多次提到要求报销海防经费，以及请催各省支持海防的饷银。并且，内阁学士宋晋提出的“制造轮船，靡费太重，请暂行停止” [4]可见清政府难以维持其用费之巨。同时，左宗棠提出不宜将塞防经费移作海防：“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5]因此，经费才是引起争论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派系的利益之争。

二

有很多学者认为：李鸿章支持海防放弃塞防是“卖国”，而左宗棠支持“塞防”，收复失地是爱国。这是很值得在深讨的问题。

（一）、李鸿章面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上奏《筹议海防折》中详细说明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查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而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 [6]并且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7]及“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8]，连蕞尔小国日本，“近与西洋通商，添设铁厂多造轮船，变用西洋军器” [9]，不断强大，也加入蚕食中国的行列。中国无力与强虏抗衡，必须变法图强，加强海防。李鸿章处在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中，能有如此远见，实属难能可贵。但他也谈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 [10]这里李鸿章有所偏见，没有意识到西寇强大，将会直插北京和内地两大要害。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其职务使他对边疆的了解变得肤浅，而对自己所创办的洋务熟悉得多。因此他认为清王朝财力、军力有限，无法顾及边疆的收复。但他这里没有上升到卖国的高度。

（二）、李鸿章“内需变法，外需和戎”的思想，尽显能臣之忠。当时面对外国侵略，国内多方人士“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 [11]。但李鸿章认为：世人多不知中国面对之艰难时势，“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 [12]他认为中国与列强的军事实力相差甚远，不能逞一时意气进行战争，必须争取和平环境，国内通过军事、经济革新，提升国力，当与外敌实力相当时才能与之抗衡。不然必败无疑，还会拖垮国力。李鸿章迫于时势艰难之无奈。力图以稳定和平的环境进行变革。因此其力主“内需变法，外需和戎” [13]，并不能说他卖国。在新疆问题上，他认为新疆邻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日益强大，“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揆度情势，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 [14]他看到英俄争利的局势，认为中国是无法与此两大国抗衡的，与其浪费人力财力，不如移饷用作海防。

（三）、自古多以成败论英雄。很多人以李鸿章对外委曲求全的态度及签订多个不平等条约视为“卖国”，这是不太合理的。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其爱国之志毋庸置疑。倘若左宗棠收复新疆失败，与俄国签订割地条约的是左宗棠，那也会有人骂左宗棠为卖国贼。以成败论英雄不是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表现。梁启超在自己所著的《李鸿章传》一书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幸胜之理。……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汰之公例愈确定。” [15]李鸿章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一人，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弱国无外交”。自古“卖国”不是为了保命就是为了求荣，而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既不是为了保命也不能求荣，所以不能说他“卖国”。

参考文献：

[1][2][5]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出版

[4][6][7][8][9][10][11][12][14]《李鸿章全集·奏稿》.第二册.海南出版社

[3]沈传经 刘泱泱.《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13]王林.《李鸿章》.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5]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