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秋农

1949年春夏，戴逸读到了一本刚出版的介绍解放战争的通俗读物，由此萌发了写一部抗战史演义的愿望。他于同年冬开始撰稿，为保证史料之详实，思想之正确，文风之生动，作者查阅了大量报刊文献，并时常向胡华、彭明等中共党史专家求教请益。为了合乎广大民众的阅读需求，作者发挥少儿时代喜好浏览演义小说所积累的文字功底，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这14年间的中国抗战史以演义形式挥写成稿。《中国抗战史演义》于1951年3月由北京新潮书店出版，问世后，不胫而走，好评如潮，不但书店一再加印，一些省市电台还作了长篇连播，从而受众更多，影响更广。上海火星出版社见有利可图，竟盗印3万余册，后有人将盗版书送给戴逸，作者始得知此事。经交涉，火星出版社才终止盗印。由于时隔久远等诸多原因，以至后来作者本人也仅留存1册盗版书，正版书竟告阙如。

2009年5月，我赴京拜访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他在回望历史时专门提及此事，并将家中所藏上海火星出版社的盗版书见示。借此机会，我向他请教该书出版时为何不署本名而署“王金穆”的由来，戴逸告知为铭记母亲养育之恩，故在为这本“处女作”定稿时自题笔名，笔名以母姓为姓，“金穆”则是他在学生时代投稿时所用笔名，但可惜的是那本新潮版至今无从寻觅。一定要帮助这位可敬的乡贤前辈圆此心愿就成为我回到常熟后要办的第一件大事。连续多日，我通过电脑在各地旧书网上予以访求，并对旧书品相反复比较。经多日努力，终于将“新潮”、“火星”这两种版本的《中国抗战史演义》征访到手，而后以快件寄奉北京。过几日，我电话问候戴逸先生可曾收到，同时说明其中一册赠送与他，一册请他签名后退回于我，以作珍藏。电话中传来戴公的愉悦笑声，他告诉我，不但收到了，而且已经为我在其中一册的扉页上题了一首诗，以表感谢。

几天后，戴逸先生的题诗墨迹就展现于我眼前，诗文均以竖行书写，为求书写工整，作者还用铅笔淡淡地划了几条线。诗云：“五十八载今相逢，爱心忍对旧颜容。当年苦攻处女作，破镜重圆谢沈君。”诗后附言：“此余一九五一年之旧作也。遗失多年，今岁沈秋农先生于旧书摊上购得二册，以其一赠余，睹书生情，感极赋此。戴逸二00九年六月廿四日。”不仅如此，作者还亲钤篆字白文私印，以示郑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