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

青春文学是一个不断衍生和阐释的过程，一代有一代的青春文学写作，所以青春文学是一个非固化的不断产生新质的概念，青春文学的外延可以随着无限丰富的大众文化和青年亚文化向着无边界的未来扩展。

青春成长与小说叙事

青春无疑和成长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模式。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成长的打量与拷问多数湮没在群体性的世情摹写中，个人化的成长经历和个性化的内心模式多消泯于学而优则仕的皓首穷经，以及致仕之后所谓治国平天下对于个体精神的遗忘与遏制，从而无法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去探讨青春境遇中的精神性问题。进入现当代社会语境之后，因为中国民族国家峻急的政治社会情势、内忧外患以及各种传统因袭下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青春阶段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历虽然以各种命名和“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这些都因为和主流意识形态过于切近的关系，更多地显示出青春与时代氛围之间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隐藏在群体意识形态、社会文化风尚之中，青春所系之维在于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群体影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开始以个体形式主义文本解构主流意识形态，九十年代以欲望化写作即对人间现实欲望的发现替代虚假的集体理想主义。直至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式的对于个人具象生存的关注与洞察等等，这些让文学回到了人间，回归到个人化生存的具体境遇，从而在文学文化情境上让个体摆脱了众多精神上的重负，开始进入文学性叙事的前台。但是，老大古旧的中国文学，面对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对于现代城市、物质生存依然缺乏更为理性的认知与判断。中国传统精神资源的现代性转型并未真正完成，乡土在日益凋敝的式微中无法提供解释当下的精神性资源。城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奔赴的目的地，但是城市依然无法作为我们的精神故乡存在，因此，中国人如何建立个体面对物质主义、肉身欲望、精神转型甚至新伦理情感的合法性，这些依然作为一个悬置的文本存在。当下的众多青年写作者在喧嚣浮躁的时代中艰难跋涉，众多的文本依然沉溺于具象化生活层面的重复性叙事，对于现代个体的精神性困境仍然缺乏深度探讨与思考。由此中国并未充分发育出凸现个体生命经验和独立自由意识的成长小说，甚至于对于现代个体的“自我”认知也在历次的文学潮流中面目模糊，很难理清作为现代个体与现代人格发展的脉络。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民族国家更为深层次的转型期，个人化的行为方式逐渐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可，个体的生活方式有着更多的内在性和私密性。“80后”青春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拐点出现，一批作者和众多文本集中表达了青春期的叛逆、个性自我与孤独，集中放大了青春叙事与前辈青春经验表达的异质性。于是青春之维逐渐和时代政治、文化主流甚至与社会群体影像产生了疏离，从而更进一步还原到个体、生命与内心镜像的维度。这种远离带着新文化语境中的质变因子，给当下的文学叙事带来有别于群体性青春叙事的个人化色彩，青春叙事实现从群体镜像塑形向个体精神困境表白的转变。

“80后”青春文学与现代个体成长

“80后”青春文学无疑是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文字，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生的一批年轻写作者创作的以摹写当下校园、青春题材为主的文学作品。从1996年郁秀《花季雨季》开始，1997年《萌芽》联合几所大学共同举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在《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推动下，韩寒、郭敬明和张悦然等“80后”作家的作品在青少年读者群中的热读，使得这批写作者引起图书市场和媒体的关注。随后春树、小饭、蒋峰、胡坚、张佳玮、周嘉宁、苏德、彭杨、颜歌、水格、笛安、步非烟、霍艳、哥舒意等新锐写作者群出现，“80后”文学渐成气候。2006年郭妮、小妮子、明晓溪等的出现，改变了郭敬明一统青春文学市场的局面。同年朝华出版社推出金子网上连载作品，引发了一股“穿越浪潮”。近几年，以郭敬明、张悦然为代表的写作者向写作者兼编辑转型——青春系列图书成为时尚阅读文本。“青春系列图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杂志在青春期年龄段内容、形式方面的缺憾，尤其是对于青春成长期的文学性描述，在深度和广度都呈现出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开放的姿态。在社会转型期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整个国家社会的巨大变迁，这批青年写作者的创作显现出了和以往历代青春写作不同的特质。同时图书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网络文化话语空间的推波助澜，大众传媒的兴起和传播，使得当下的青春文学呈现出旺盛的活力和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在图书出版、销量和排行榜眼花缭乱的变化之外，青春文学作为非常活跃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仍然有着其内在的特征和意义。他们为当代文学情境提供了若干异质于前代写作的路径。

青春文学提供新的城市经验的某些镜像，青春文学的合法性建立在非经典化的基础上，青春视角中的当下文本，比很多技巧圆熟的作品多了几分现代人的灵魂和生气。青春视角是单一的，青春的眼睛有许多所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青春的眼睛里寻找他们所看到的。

韩寒：反城市经验与考试制度 韩寒从《三重门》和《零下一度》开始对考试制度进行正面的戏谑和嘲弄，他的文本其实代表了无数被考试制度梦魇的青春叙事。他从校园梦魇中出走的经历，实际上可以看成消解校园僵化思维模式的一种隐喻。韩寒在对中学校园生活的解构中存在着明显的抗争意识。他的文本闪现出对于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大师的熟稔与模仿。他在解构的同时，显而易见，是经典的智慧和经典的文字赋予了行文的底气。春树一类所谓的残酷青春的写法，实际上仍然是韩寒们的继续。我们在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认同感和阅读的快感，远远大于对于作品的思考。近年来，韩寒远离了校园，他的创作也呈现出一种困惑和转型，《光荣日》和《他的国》都凸显出了韩寒对于当下生存的一种体验——现实是疾驰而飞又无法从本质上进行把握的某种尴尬，因此文本的主人公全然不像《三重门》中的雨翔一样有着清晰的文化、家庭、校园和生活背景，而是和周遭世界没有多少关联的独异个人在古代的、现代的或者“他的国”中踯躅而行。

郭敬明：小时代里的张扬与自恋 现代城市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言语乃至一成不变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成为必不可少又乏味至极的鸡肋。郭敬明的《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一方面是玄幻的张扬，一方面是真实的叙述，让无数同龄人的郁闷青春、青涩情感获得一个可以释放的时空引力场，而最后让读者惊讶的仍然是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掌控整个故事情节和叙述张力的霸气，在略显阴柔的文本叙述中，郭敬明显示出对于读者极度的掌控性。

郭敬明的《小时代》秉承了一贯的风格：对于情节的驾驭能力，人物性格类型化，同时赋予笔下人物典型的海派风格，无论从语言、服饰、谈吐、衣着到景观风物，都刻意呈现出一派现代海派风，作者的意图是明显的，也的确达到了自己的这种意图。韩寒无论是《长安乱》中的释然，还是《他的国》中的左小龙，主人公都是对一个时代采取超然和冷眼旁观的姿态，然而《小时代》中的所有人物都兴头头地投入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被韩寒在《他的国》中戏称为有点歪的时代。精致的妆容、显赫的家世、优裕的物质生存条件，豢养出或者说试图培养出一批所谓现代海派摩登男女，拥有精英的智力、财力和精力，理性地算计和经营着这个小时代，每一个人莫不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应付这个时代。《小时代》用俊男靓女超现实的组合和打拼，让我们在意淫的氛围中，体验浪漫的爱情，超级的名牌服饰，俊男的浪漫情怀和美女的蛇蝎心肠……作者深谙这个时代的时尚前沿和畅销卖点，即便是每一期《最小说》封面上过于自恋的照片，其实也暗自影射了当下个体某种自恋乃至自私的倾向。

张悦然：城市公主梦与文艺范女生 现代城市生活调教出了许多大小公主，少女的体验不再是传统社会中怀春少女的懵懂无知和纯洁天真。透过物质生存的面纱，少女们很早就知道了物质与精神双重的人生命题，要美丽要气质更要在丰盈的物质主义中保留青春的气息。然而作为少女的公主梦总有终结的时候，此时的心态和处理的姿态已经不是作家所能够预知的，但是文本只要提供了少女恣肆的梦幻和梦幻的失落与伤感，这些就足够代表当下许多女孩的面对生命的姿态。

最能体现这种文本特征的文本是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和《樱桃之远》。短篇《黑猫不睡》叙述了一个男尊女卑的家庭里，女孩仍然想象着自己是一个公主，最让女孩心动的是男孩关于公主的许诺：小公主，我会让你住在蔚蓝的宫殿里，穿一尘不染的长裙，把墨墨喂成走不动的小猪。在《霓路》里面，女儿称妈妈是给我刨冰的女人，爸爸是给我买礼物的男人，任我撒野的家和我可以摘下星星的城市。王安忆《雨，沙沙沙》中传统少女纯情、天真的底色，被置换成现代公主明媚而理性的微笑，定格在钢筋混凝土的世界里。在城市生活养育下，玫瑰、鲜花、公主裙和芭比娃娃，已经成为理想化的未来模板，深深地印刻在粉色年华的裙褶中。在成为女人的路上，青春少女散落的是天真的公主梦幻和无尽的感伤。尤其是孤独，一种独生子女时代特有的孤独感，因此这个时代青春期的梦幻色彩是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女孩都自以为是公主，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自己的王子。等到有了所谓的王子，才会真正体验到王子变青蛙的可笑，自己也成为那个童话中喜欢穿红舞鞋的假公主。

颜歌：城市影像中的自我写作 颜歌文本中飞扬着才华和性情，在对自我、青春、男人、女人、性、城市等解构姿态的嘲弄、反讽、自省中，她明确地告诉读者：她的故作潇洒的决绝。由此小说文本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她所希望的纯粹的小说，而小说文本因此也显示出了巨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

《良辰》是任性而激烈的，《异兽志》是节制而动容的，《五月女王》则是缄默而哀婉的。《五月女王》探讨了一个关于命运的问题。在一个急遽变动的时代，人的命运到底何为或者说如何？颜歌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她迂回到变动不大却也随着时代之流变迁的小镇，通过小镇新一代人的命运传奇来讲述自己对于命运的理解和感悟。文本细密严谨的生活场景、生活流和细节的具象呈现，显示出颜歌扎实的生活积累和对于生存本身的思考，整体性的社会经验在细密舒缓的摹写中被传达得密不透风——这是颜歌令人惊喜的地方。对于当下小镇意象的进一步发掘，她没有走《良辰》的路线，而是借鉴了话本小说中的白描手法，很见功力地摹写当下小镇新一代小人物的传奇，这种传奇是一种日常性的传奇，在人物传奇命运中凸显的是当下青春成长的真正疼痛，以及伴随这种疼痛的对于命运的深刻洞察。

笛安：现代家庭的伦理丛林 笛安是一个关注现代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青年作家，早在2003年《姐姐的丛林》中，她通过十四岁少女的视角，试图窥探成人世界里父母、姨妈、姐姐之间的关系，通过家庭外部几个男人的介入，将家庭伦理情感的精微处一一呈现，尤其体现了中国二十世纪末城市高知阶层内部的家庭氛围与情感肌理。《告别天堂》里，在回视的眼光中，小说显示出少年男女青春成长的灿烂绚丽与惊心动魄，人之初与性善恶的纠结让人难以释怀，相比较而言，后青春的宁静与寂寞又是如此地深入骨髓。2007年的《迷蝴蝶》在诡异、复杂又充满魏晋风度的历史叙述中，文本展示出梦幻般的气息。2008年长篇《西诀》则返归现实家庭的元点，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展开对于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探讨和追问。《西诀》通过西诀——一个新科高中教师，刚刚脱离青春少年的我的视角，描述围绕堂妹郑南音青春期变化所发生的种种故事。文本有着清醒的故事结构意识，开篇时就设计好了不同种类型的父母、家庭、子女的种种关系，笔下的人物在一个拟定好的程序中各就各位。同时笛安用现实生活的逻辑、家庭内部场景，以及幽默和沾染青春色彩的对白，让西诀的故事在现实层面流畅地进行。青春文学似乎天然是和家庭因子隔离的，因为叛逆、张扬和不被家庭理解才会有青春文学，但是笛安恰恰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家庭伦理的层面上开拓青春文学的领域和疆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写作路径。

蒋峰：多元写作与可能性 青年作者仍然坚持着在文学方向多元可能性的探讨，蒋峰的创作是这个维度的代表。对于一出手就是典型的现代派风格的蒋峰来说，《才华是通行证》无疑是其短篇小说创作的代表文集。《恋爱宝典》的创新意识在于它的结构、叙述方式以及复调式的叙事。繁复的表达与缠绕的语言，构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叙述风格——既是口语的紧贴当下的语境，又暗含着某种调侃揶揄乃至超出当下语境的企图。同时文本一改先前自恋式的单薄和忧郁，采用复调式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恰恰解构了当下很多文本所追求的故事性、画面性以及相关的影视特质，无疑是还原文学性的一种尝试，提供了一种繁复杂乱又具有当下气息的语境。蒋峰对当下某一层面生活的片面深入的勾勒，写出了青春之殇是内在的过去式的，但是青春之殇的形式和内容决定了一代人的精神气质。文本描写了一个怀揣文学梦和爱情梦的青年写作者在当下城市的精神流浪，因为没有传统乡野的精神后花园，这种精神流浪显示出一代文学青年的彷徨、冷漠与内心深切的孤独感。

孙睿：大学生活的反讽与眷念 大学生活已经在路上，却不知道自己往何处去。孙睿《草样年华》中对于大学生活的叙述，反讽、嘲弄、失落、空虚中又带着绝大的眷念和认同感。有着大学生活经历的人，都会对《草样年华》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高考终结之后的大学生活，是高考时代最终极的目标，而后高考时代给予青春的并不仅仅是随意挥霍的四年时光，更是冷酷无情的世态炎凉和生存竞争，于是刚刚终结的考试梦魇，又变幻成无法厘清的青春叙事。这些作品能够激起同代人强烈的认同感，实际上因为他们见证了这个时代的杂色又单一的青春，以及对于这种青春面目的认知过程。网络写作提供了一种更加自由的抒写方式，文学在这里仅仅成为一种见证的方式，能够打动人的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青春记忆，而这种记忆的承载者们，不愿意继续沉默，于是青春记忆借助文学成为当下文化的一种镜像。

在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经常会提到混乱的青春期，成长并非是波澜不惊的岁月。在衣食无虞的岁月中，成长往往是一场没有目标没有对手的无声的战争，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晃动的信念、情感和目标。《草样年华》从纯文学的角度，是一部技巧值得商榷的作品，但是他提供了新的人物形象，和在这一形象背后的一大批有着相似生活和精神经历的当代青年。在主流的很多文学形象和人物已经丧失表达一个时代人物形象能力的状况下，《草样年华》中的邱飞形象具有相当大的涵盖里，通过邱飞的形象，表达了当下普遍的一种青春期的生存状态。市场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生活在高考制度下的一代人，物质生活相对富裕，但是信仰、情感，甚至审美体验都非常欠缺，这一代青年的匮乏感根深蒂固，是原初性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所催生的一系列经验带着和前代不同的异质性，是解构的、反讽的，甚至是黑色幽默的。

周嘉宁：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开启 大学四年，青春的心智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自我放逐、自我流浪的状态。在城市文明集中的大学校园里，我们在做着往不可知岁月去的准备,这种准备是精神的身体的情感的乃至人格的。周嘉宁《往南方岁月去》是一本关于大学生活中女孩的成长史，在细密、私密的女性日常生活、精神状态和情感维度的多方位描写中，后高考时代女孩的大学生活非常具象地呈现在文本中。大学是一个人往未知岁月去的准备。这种准备时刻以进行时的状态存在，因此，一代有一代的校园爱情，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

《往南方岁月去》的封面上赫然是两双穿着凉拖的美丽的脚，涂抹着鲜艳的指甲油，粉紫色的指甲油和凉拖，肆无忌惮地盯着看到他们的一双双眼睛。实际上，对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身体的形式就是内容，女性的脚已经从被看的地位发展到看人的地位，同样在张悦然《红鞋》中的红鞋的意象，已经是精灵一样目睹了人性的淡漠、自私和冷酷。在这一点上，这批作者走得很远，在此，女性的身体（包括脚和鞋子）获得了主体性的地位，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发言，而不是被动地被别人观看，文本中呈现出女性没有欲望的和解的身体、鞋、头发的意象，以及暗恋。对于未知男性世界的期待与暗恋实际上是少女的粉色梦幻，但是这种梦幻是真实的，女性一辈子都会对这种暗恋不离不弃。因为现实的男性世界远没有暗恋世界的美好，而真正丰富的具有生长力的，就是那些富有暗恋情结的青葱岁月。如果说张爱玲的小说自由穿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正如《流言》的封面一样，一个现代女子是站在窗外，偷窥着客厅内几个打骨牌的传统女子。那么到了周嘉宁一批女性作者那里，现代女性已经登堂入室，而且带着骨子里的叛逆，执著地寻找着自己暗恋的J先生，而不是描写已经逝去的传统和苍凉。女性暗恋的是心中永不消逝的某种信念，对于未知爱的一种勇气，而在暗恋的过程中，成长的是女性自身的身体和精神。

当下很多青年作者，都有着文本、文体、风格和语言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往往不是对于某一个写作方向的自觉性，而是向多种写作方向努力的自主意识。例如蒋峰对于每一本书不同风格特征的追求，颜歌从玄幻历史的维度到面对自我的纯文学文本，再到写实性的《五月女王》。笛安穿越于历史、青春、现代家庭伦理的写作等等。对于青年作者来说，前面存在探讨文学空间无数个巨大的诱惑，也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

类型化写作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终结

与此同时，“80后”青春文学因为其同质的题材、语言甚至叙事模式，在标新立异一段时间之后，产生了大量跟风与仿制的作品。这些机械复制的仿制作品良莠不齐，文本形式与内容也大多单一贫乏，逐渐丧失其先锋性，进入类型化写作领域，至此“80后”青春文学无可避免地成为类型化写作的一种范式。这种类型化写作在青少年读者阅读、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无形中和西方类型化文学有着某种暗合和关联。从1997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的“新思维、新表达、真体验”的写作文风，到2008年青春文学写作者的分化与重组，“80后”青春文学写作经历十多年的发展，已渐渐转入文学史研究视域，并且在当代亚文化语境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凸现了当下青年写作的亚文化特质和一定的独特性。

同时，青春文学和当下青年文化紧密勾连，成为青年亚文化的一面镜像。从文本本身来说，“80后”青春文学表达了自身青春期的反叛、才情与心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青春情感经验的写作模式与题材范围无疑限定了写作者的文学诉求。青春文学写作为同龄人提供了反观自我的文本解读，在这种反观的写作中，往往无法体现整体性社会经验对于文学文本的浸润以及精神的穿透性。同时，青春文学期刊对于时尚、消费和大众文化趣味的追逐和认同，又和当下都市大众消费市场与消费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些特征恰恰体现出当下青年亚文化的又一个特质：先锋艺术还没有真正成熟就投入时尚文化的怀抱，日渐被消费主义所裹挟，甚至于日渐庸俗化。但是，这类作品的畅销和受到同龄人的广泛认同，无疑向主流创作群体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与传统断裂的物质主义文化语境，该如何去关注“青春”与“成长”，当下“成长叙事”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至2008年前后，“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以时间命名的文学现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她自身的文学史叙事。在此之后，对于依然坚持文学性写作的1980年代出生的作者建议不再用“80后”青春文学和“80后”作者的概念。因为以出生年代来划分界定文学并非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但是作为一种具有整体影响力的创作现象，在一个时间阶段中产生了广泛的文学和文化影响，用“80后”青春文学来指称有其合理性。但是当这种文学文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后，就不能再用这种命名。因为至此“80后”写作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很多“80后”作者转型为新型文学刊物主编，在资本市场与时尚文化的影响下，各自有着明确的社会文化定位，如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郭敬明的时尚商业文化策略，张悦然先锋小资的同仁文化气质等等；活跃在各种类型文学期刊上的“80后”作者，其写作姿态和文学性追求也与之前的“80后”作者迥然有别。更多的类型化写作聚集在新型文学刊物《最小说》、《鲤》、《最女生》、《文艺风尚》等周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之前“青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局面，他们在资本、市场、时尚甚至于偶像文化的支配下，形成新的青年亚文化影响；坚持文学性写作的“80后”青年作者已经远离了作为类型化写作的“青春文学”，在多个维度进行文学性探讨，如颜歌《五月女王》、笛安《西诀》、蒋峰《恋爱宝典》等等；同时，一大批1980年代出生的作者进入主流期刊的视野，在各自的文本叙事中表达出更加多元的个体性精神特征。他们有的本身即为文学期刊编辑，如郑小驴、甫跃辉、林森分别为《文学界》、《上海文学》、《天涯》的编辑，他们在编刊与创作的同时，聚拢了一批青年写作者。同时毕亮、南飞雁、手指、王威廉、文珍、姚伟、孙频、吕魁、曹永等一批渐渐崭露才情的青年作者，渐渐引起关注，这些作者的写作也具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主流期刊的文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念提供了新锐气质。

当下中国青年写作的个体：自觉意识与多声部表达

随着发展变化，“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被命名”的文学现象已经终结，预示着中国当下青年写作实现真正的个体自觉意识，并以多种形态和面目呈现出一个时代个人化经验的驳杂、丰富和多样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历青少年成长期的青年作家，包括一批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家如李师江、冯唐、尹丽川、丁天、金仁顺、朱文颖、魏微、慕容雪村、盛可以、李修文、戴来、安妮宝贝等，还有一批近年新出的70后“新人”，如李浩、徐则臣、王十月、张楚、乔叶、鲁敏、李骏虎、盛琼、瓦当、王棵、次仁罗布、杨怡芬、计文君、周瑄璞、付秀莹、薛舒、黄孝阳等等，他们接受了相对完善的现代教育和较为多元的社会文化浸润，又经历了图书资本市场、大众文化对于文学写作的冲击，由此对于写作有着多方位的认知与考量，大多在较为自觉的写作状态中参与当下文学情境。这种现象也暗示着包括更大群体范围的青年写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重新整合阶段，随之即将出现的是青年写作多声部多维度的表达。

当下的中国青年写作以个体差异性去叙述自我与他者的存在，个体精神状态与整体性经验的暗合与悖离，现代物质主义构建的城市新伦理秩序以及这种新伦理对世道人心的浸透。青年作家在不同的层面上表达了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现代城市转型过程中，塑造现代性人格所经历的人心的颓败、荒凉以及挣扎。他们的写作穿透当下世俗生存境遇中的个人，在纷繁芜杂的话语中发现属于个体化的精神内核与特质。与此同时，在现代“自我”合法性确立的过程中，当下的青年写作通过扣问本心的自我追问和倾诉，表达出一个时代青年的现代性“成长”，并以此期待中国式成长小说对于现代个体心性与人格建立的本真探讨与建构。

当下青年写作面对古今中外、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浩瀚经典，在质疑、犹疑和寻找精神支撑的同时，他们的写作凸现出某种寻找自我主体性的艰难与困境。一方面随着现代商品经济和物质主义的发展，现代个体身心日渐觉醒，一方面中国社会有着强大的言志与载道文学传统，面对强大的世情世事与世故的人生百态，中国青年作家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中自处？！或许这正是当下青年写作最能够体现才华、心性、视域与智识的所在。

可能，当下的青年写作离经典距离还很远，但是他们在真实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