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敏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710062）

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批判性特征

李政敏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西安710062）

邓小平毕生重视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他在强调正面进行理论教育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的实质在于强调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它深刻体现了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与实践的科学性。

邓小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批判性

在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形成了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理论观点构成的思想体系。邓小平这一思想具有科学性、务实性、批判性等特征。其批判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对大众化过程中实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批判、对割裂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等几个方面。

一、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反复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433恩格斯在1895年致威尔纳·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2]406毛泽东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全面展开的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党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理论教育和建设实践中出现了新的教条主义。最突出表现就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对马列主义作了教条式的理解，认为经典论述和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文革”结束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也继续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两个凡是”是一种典型的教条主义，它表面上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其实际效果只会有损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果不从根本上反对这种教条主义、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便无法真正科学认识和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可能得到健康发展。面对这种状况，邓小平以非凡的理论勇气批判了“两个凡是”这一新教条。1977年4月10日，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和党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3]157这封信经华国锋批示，中共中央于5月3日转发至县团级学习，为批判和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两个凡是”的提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4]39因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违背毛泽东思想。1978年9月16日，他在谈到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时指出：“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4]126

为了更深入、更彻底地批判“两个凡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邓小平把解放思想看作是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他亲自领导和有力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出并详细论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终于突破了“两个凡是”教条的禁锢，重新恢复和进一步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明确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对形式主义的批判

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务实、管用的原则，反对和批判形式主义，强调“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5]144要围绕党和国家大局与中心工作，用事实说话，进行充分而有说服力的教育。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政治大局，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6]46理论教育和思想宣传工作者要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不懈奋斗。

邓小平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结合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力戒空谈，不能搞形式主义。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5]381“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4]100因为只有让“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5]145只有让人民看到实行改革的效果，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人民才会拥护这个政策，才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接受理论教育和思想宣传。

三、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

片面化、表面化、绝对化地曲解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庐山会议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出现了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现象。林彪提出：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很多，但不一定要读他们的原著，而毛泽东著作是高级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容易学，学了马上可以用，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判别一切对错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在林彪、康生等人的影响下，一些报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了脱离实际、歪曲事实的庸俗化的倾向，把工作中的成绩都简单地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说成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结果。这种庸俗化的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建设，反而对当时“左”倾错误的持续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鉴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和庸俗化造成的不良影响，1960年上半年，邓小平在山东、天津和北京等地，多次提出要正确理解、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3月，他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不少报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他还指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地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再次批评了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错误。1975年，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只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1977年5月，在和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重提他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批判，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4]39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强调说：“林彪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4]42同年10月，邓小平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林大光教授谈到毛泽东思想时指出：“林彪和‘四人帮’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是否定毛泽东思想。”[3]222邓小平在批判割裂和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同时，还提出关于毛泽东思想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4]44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割裂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四、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批判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加强正面理论教育和宣传，又要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文革”结束后，有人借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失误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及其危害作了深刻的批判。

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而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且，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在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7]1162他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遭到干扰尤其引起学潮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7]1161为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8]168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态度坚决，且认为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要“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7]1169

五、结语

邓小平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批判性，其本质在于强调全党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不论是对“两个凡是”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还是对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都始终体现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列主义学风的精神实质，也体现着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这一思想精髓。这对于我们当今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理论教育中紧密联系国内外、党内外的客观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工作实际，通过现代化的途径、采取科学的教育宣传方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人们的头脑，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不断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0.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8]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增订版1978.12－2008.3）[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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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7408（2011）06-0061-03

李政敏（1971-），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