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苛刻捐款”的价值所在

近日，“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众说纷纭中，所体现的亮点和价值又有哪些？

做好事还需把事做好

娜拉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硕士生导师

曹德旺的捐款之所以被称为是“最苛刻的捐款”，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募基金会通常都是由政府主办，并代表政府。捐赠者的善款通常都要被收取10%左右的管理费用于“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并已经形成了共识。曹德旺不但挑战了政府基金会的权威性，将10%的管理费降至3%，还提出了监督基金会的条款、设立了惩罚机制，这无疑撼动了公募基金的权威性。

事实上，从基金会的性质来看，基金会是“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非营利组织，并不是政府组织。在法律上，规定了非营利组织的盈余不能用于分红。因此，基金会的资金剩余不能像企业那样将利润进行分成，也不能变相作为工作人员的收入，其行政经费和人员工资被限制在经费的10%以内。但是，并不能因为基金会是从事公益事业，为民做好事的机构，就能确认捐款人所捐的善款则一定能够做到有效、合理的使用，不被滥用、贪污和浪费。因此，建立基金会的问责机制，使基金会得到良好的治理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通常来说，由于基金会是被委托机构，也就是说捐款人委托基金会来运营管理其善款，完成其公益使命。同时，正是因为基金会从事的是公益性使命，法律赋予它享受免税等优惠政策。因此，被赋予权力的基金会就应该有义务向相关关系者负责。也就是说基金会业务的执行就应该受到各个方面相关主体的制约，形成多方的问责机制。如政府用法律和制度作为契约来约束基金会的合法性；捐款人要求了解善款的使用情况；志愿者要求自身提供服务的价值得以体现等。作为基金会执行机构的理事会应该代表各方问责主体来治理机构，使之有效、合理、公正和透明。

但是，由于我国的公募基金会是由政府设立，长期以来公募基金会代表政府，因此，基金会的执行机构多以执行政府的政策为主，鲜为关注其他问责主体：如捐款人、志愿者、受助人、公众以及其他合作主体。似乎形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公募基金会一定是代表民众的利益，公募基金会所做的一定都是好事。但是，事实上由于没有形成良好的问责机制，法律不完善，这些年公募基金会饱受非议。暂且不说基金会自身的一些丑闻让民众质疑，基金会下拨的善款被层层盘剥、浪费、也使得民众踊跃捐款的积极性深深受到了挫伤。

曹德旺附带条件的捐款则是捐款人行使问责权利的开始。虽然，曹德旺似乎挑战了基金会的权威性，可却不能不发人深省。因为，此次事件的关键不在于管理费是3%还是10%，而是透露了隐藏在其背后的公募基金会公信力的危机。

众所周知，基金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相关关系者：政府、捐款人、志愿者、公众和其他合作者，对于基金会来说，捐赠人的善款是他们生存的根本。可以看出曹德旺设立的惩罚机制，目的是要督促公募基金会合理、有效地使用善款，这也折射出另一个道理，那就是公募基金会不但要做好事，而且还要把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