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建华，潘泽江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农民工双向迁移的制约因素与创新思路

程建华1，潘泽江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2．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的迁移实践由“单向”渐趋“双向”，而传统的“推拉理论”运用于我国农民工的“双向迁移”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基于此，论题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在此框架下，以河南许昌县为例，对阻碍农民工转移培训绩效提升、返乡创业环境改善、创业能力增强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营造农民工输出入地之间的对接机制、建立健全多元化转移培训投入机制等思路。

农民工;推拉理论;双向迁移;交易成本;创业激励

一、问题意识

(一)我国农民工迁移实践:由“单向”渐趋“双向”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世界性难题，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以其规模之巨、难度之大备受世界瞩目。自1998年以来，我国农民工外出就业平均每年以500万左右的规模迅速增加，将近有1．5亿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城镇暂住人口，进行了由农村到城镇的单向转移。然而，值得引起充分注意的是这种迁移实践逐步呈现出新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有一部分农民工“学有所成”返乡;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回流”的趋势凸显。据陈锡文2008年测算:2008年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总量来看有15．3%、大约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白南生认为，农民工的主体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并未成为输入地稳定的移民，其中绝大多数仍将返回到输出地，即农民工的“回流”［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范雷、田丰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工仍将处于“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候鸟式”流动状态，其返乡行为始终与其外出行为长期共存，从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态势［2］。可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凸现“移出”与“回流”的“双向迁移”趋势，并且这一趋势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将不断延续与强化。

(二)问题意识与本文意图

以往的农民工“单向转移”模式转移理论以及其研究成果已经不能很好地阐释和解决农民工“双向迁移”问题，必须寻求新的理论突破来应对这种“双向流动”。已有研究或者是从移出或者是从回流的单一视角去思考应对策略，忽略了移出和回流是并行的、是互为因果的这一事实，因而，其理论逻辑具有很大缺陷性，对双向迁移也缺乏良好的解释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应采取“推”“拉”两手抓的应对策略，不但要坚持将剩余劳动力推向输入地，还要坚持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激励。这一策略的理论指导即“推拉理论”。

为了掌握当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双向迁移”的实况，探求这一问题的合理解释，笔者于2009年8月深入农民工输出大县河南省许昌县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调研和后续研究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破解，必须坚持“推”、“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坚持转移培训与回乡创业激励双管齐下;沿着这一思路，满怀激情地撰写本文，冀望能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为破解农民工“双向迁移”难题寻找到新的着力点和新的路径。

二、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重构

(一)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重构

博格和李等构建的推拉模型主要是基于“单向转移”的实践，而我国农民工迁移是移出与回流双向并举，因而其不具有良好的解释力［3］。为克服我国农民工迁移行为的无序性和盲目性，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农村经济，增强政府监管与农民工维权，本文尝试构建了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具体见图1。

图1 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

图1中星形分别代表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两者间为“农民工双向迁移”实践。中间的环流表示市场机制，右边诸方框表示传统推拉力遭受来自于输入地的壁垒。两个八边形及大箭头分别表示输出地政府主动出击采取就业转移培训和返乡创业激励来破解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困局，而左边诸方框表示来自输入地对就业转移培训和返乡创业激励的制约因素。

(二)“推拉模型”的释义与理论创新

1．目前农村劳动力迁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认为，农村发展的根本路径在于减少农民［4］。即只要农民减少了，“三农”问题就会因刃而解，农村就大有希望，这一理论不仅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而且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导向。该理论蕴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市场体制是完善的，城市可大量接纳农村转移劳动力，而这一基本假定长期以来却遭到人们的漠视。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实践是波澜壮阔的，然而也凸显诸多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1)农民工的“双向迁移”。如图1左面所示，由于城市对农民工的融入存在经济收入、社会福利、户籍制度及文化心理层面等诸多现实性壁垒，使得绝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完成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只能是在输出入地之间进行“候鸟式迁移”，“民工潮”、“民工荒”间或发生，尤其是2008年春运大雪灾事件便是典型，彰显了迥异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中国特色。其结果是第一代农民工毕其一生没能融入城市，第二代农民工目前的境况较其父辈并没实质性改善，照此下去，第三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梦想能否实现仍是个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农民工“回流”渐趋明显。正视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性存在和双向迁移的实践，创新农民工单向迁移理论和农村发展理论，已经成为现时代的重大课题。

(2)农村发展的“贫困陷阱”。农民减少并没有带来如发展经济学家所预言的农村繁荣景象，相反却带来了许多农村的衰败。由于大批青壮年的外出务工，农村常居人口演化为“38”、“61”、“99”集团，“空心村”、“空心户”、“撂荒地”比比皆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不再是新闻。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基层社会管理漏洞百出，许多农村缺乏应有的生气，发展陷入“贫困陷阱”难以自拔。

(3)城市输入性“贫困”凸显。根据世行2009年报告，农民工的城市迁移不仅给城市带来了廉价劳动力，而且在给城市输送贫困。鉴于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治，进城农民工相较城市居民生计更为脆弱，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往往沦为城市贫困者，近年来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一个很重要原因便基于此。

既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存在“市场失灵”，即传统意义上来自农村的“推力”与来自城市的“拉力”在城乡二元结构壁垒面前难以充分发力，那么政府理应对此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一方面加大异地转移的推力，另一方面加大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拉力，使其步出当前的现实性困境，收到农民减少和农村繁荣“一箭双雕”的绩效，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大局。

2．“推拉模型”的主要内容 (1)推拉力量的重新界定。推力就是把农民工推出其常居住地的力量，产生推力的因素有农民工技能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务工成本降低等，而在当前情境下就业转移培训是最有效的增强推力因素的举措。因而，在本模型中将“推力”界定为就业转移培训。同时，为扭转农村因人力资本大量流失导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趋势，在农村和贫困地区招商引资缺乏吸引力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无疑是明智之举，所以将“拉力”界定为返乡创业激励，农村的发展寄希望于“推力”和“拉力”共同发力，政府在该进程中变被动为主动。

(2)交易成本的降低。农民是理性的，其迁出和回流的决策主要取决于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权衡，交易成本应是预期成本中不容忽视的构成。就异地转移就业而言，交易成本的降低主要依赖其社会资本，即通过亲朋和熟人引荐与帮带，然而农民工毕竟属于弱势群体，其社会资本相当有限;农村人力资本的低素质降低其转移的自由度，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很大。通过“阳光工程”实施、技能培训、订单培训与有组织输出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增加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且极大地减少了不确定性，还可以对转移农民工实施跟踪服务，增强政府监管与农民工维权。与此同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有效激励，优化创业环境、提升创业能力与出台优惠政策等都将减少创业失败，增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吸引;近年来这一点逐步被贫困地区政府认识到，将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主要战略举措。

(3)农村发展不能简单等同于农民的减少和农民的异地迁移，必须不断注入新的经济增长要素和发展动力，尤其是农村企业发展引进和农业产业链的培育。缺少人力资本的农村是没有生气的甚至是危险的，通过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激励，吸引一部分“学有所成”的能人返乡建功立业，不仅能为农村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而且可带动大家共同致富，还会就地转化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不至于使农村成为一个“人力资本”的枯井。

(4)农民工的双向迁移尚存在诸多中间障碍因素。如在农民工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尚未建立对接机制，各种要素流动不够通畅。另外，针对就业和创业培训资金的多元投入机制尚未成熟，面向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尚处于探索阶段等。

3．本模型的理论创新 (1)突破了发展经济学已有研究仅限于“单项迁移”的视角，提出了“双向迁移”的视角，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村发展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使相关理论不再零散，增强了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力。(2)重新界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力”、“拉力”的内涵，变自由迁移为政府积极干预，变盲目无序流动为合理有序流动［5］。(3)不仅立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且立足于农村繁荣与可持续发展。

该模型贵在正视输入地农民工城市融入性壁垒的实质性消除需要假以时日，因而政府采用就业转移培训和返乡创业激励双管齐下的主动出击方式，政府能否有所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就取决于来自输出地的制约因素，下面以许昌县调查资料为例对此加以描述。

三、农民工“双向迁移”的制约因素——以河南许昌县为例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工双向迁移是我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城镇化进程的基本态势，因而，深度剖析“双向迁移”中面临的制约因素，无疑将对“三农”问题的破解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图1所示“推拉模型”框架的指导下，基于河南省许昌县的实地调研资料，考察该县农业转移培训和返乡创业面临的制约因素，以便指导我国农民工双向迁移工作的实践。

(一)农民转移培训的制约因素分析

许昌县地处河南中部，总人口80万，农业人口64．2万，人均耕地不足1．3亩，是“一方水土不能养育一方人”的典型。截止2009年8月，该县已转移农村劳动力16．8万，需要转移的农民工约为23．64万，占58．43%，转移任务十分艰巨。虽说近年来该县实行劳务输出与吸引回乡创业两手抓，闯出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但从调研情况来看，许昌县农民工转移培训还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制约因素:

1．政府层面的因素 从政府层面来看，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对培训缺乏整体认识。调查表明，47．2%的乡干部认为“农民工培训是农民自己的事，与政府关系不大，政府无需作更多的财政投入”;59．4%的部门认为，“农民工找工作靠的是体力，与技术不相干，因而不需要培训。”由于宣传不到位，大多数农民对培训知之甚少，只有32．5%的农民表示听说过“阳光工程”，其中只听说过该名词但不知晓其具体涵义的人占比达59．7%。二是管理部门服务效率低。该县涉及“阳光工程”的部门大约有7个，由于部门职能相互交错，实际运营中越位、缺位、错位时有发生，服务效率低下。

2．培训机构层面的因素 首先是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表1显示，培训机构提供的内容与农民工的实际就业方向不协调。其次是培训资金短缺。当前，培训经费来源单一，政府、企业与农民工承担比例分别为56%、19%、25%，可见资金来源结构极为不合理。再次，培训师资不足。不仅数量不足，而且结构不合理，“专职不专，兼职难兼”，业务水平普遍偏低。最后是培训方式灵活性欠缺。图2表明，培训方式比较单一，课堂讲授所占比例过高，缺少个别授课方式，忽视了适用性。

表1 许昌县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与农民工的就业方向比较

3．农民自身层面的因素 由于宣传不够，农民对培训的认知参差不齐。农民是理性的，是否接受培训取决于培训后增加的预期收入与培训成本的比较。92%的农民愿意参加培训，但不愿意承担培训费用，农民参加培训的具体意愿见图3。另外，农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情况也不能忽略。调查反映，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分别占到15．08%、43．25%。不少农民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低，难以掌握培训内容，培训对于他们来讲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他们选择了放弃［6］。

4．企业层面的因素 大多数企业对农民工“重用轻养”，87%的企业缺乏对农民工培训的参与意愿，13%的企业参与意愿较弱。

(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利用就业压力所形成的“倒逼机制”引导新的创业浪潮显得十分重要，“寻找饭碗”不如自己“造饭碗”。返乡创业是就地转移劳动力的一种有效方式，农民工以创业带就业，以创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在当前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路径。然则，许昌县在激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之路上仍存在诸多现实性障碍:

1．创业环境维度的制约因素

为了测度许昌县农民工的创业环境，本文建立EFE矩阵［7］:各项机会和威胁的权重通过多位专家的问卷获得;根据笔者在许昌县的实际调查的反馈以及前面的分析对各个关键因素的有效反应程度为各个关键因素打分，范围1～4分，“4”代表自主创业与此因素强相关，“1”则代表与此因素弱相关。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许昌县创业环境评估矩阵

评估矩阵的总加权分为2．52，大于平均分2．50，显示许昌县创业环境中机会大于威胁，有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但总加权分数仅仅略微多出0．02，说明外部环境的威胁仍然很大。在众威胁因子中排在前三的依次为:金融扶持、技术支持和法律环境。

(1)金融扶持层面。创业者对金融扶持的呼声较高，但金融机构却缺乏应有的热情，在创业融资方式调查中，个人存款、家庭存款、向外借债等非金融渠道的方式比例高达85．2%，而通过银行贷款方式却只占11．4%。适时出台土地金融制度，有效缓解返乡创业资本匮乏，无疑显得尤为重要。

(2)技术支持层面。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良好的技术环境支持，然则该县情况却差强人意: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工从事管理者、技术工和一般工人的比例为11．51∶21．43∶66．67，再加之该县的创业技术支持非常有限，使得缺专业技术是不同行业农民工创业的最大壁垒。

(3)法律环境层面。良好的法律环境会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保驾护航，反之，会起到制约作用。迄今为止，该县尚没有出台一部专门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法律法规。另外，没有设立专门的法律咨询机构，这与返乡农民工创业者法律意识淡薄和法律知识缺乏的现状极不相称。

2．创业能力维度的制约因素

借鉴Tim Padmore和Hervey Gibson的GEM模型，笔者认为创业能力由文化素养、创业技能、创业资本、心理素质、管理能力等构成［8］，下面分别描述这5项素养方面的制约因素:

(1)文化素养。该县的农民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业创造性思维，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绩效和创业成功的概率。

(2)创业技能。对于“实现创业想法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一问题，有41%的人选择创业技能，其他依次是缺乏资金(36．8%)，人手不足(8%)，征地难(6．8%)，信息闭塞(3．4%)，手续繁杂(2．3%)。创业最缺的知识是管理、领导、财会、法律等专项技能。

(3)创业资本。“你没有创业想法的原因是什么?”在“创业艰辛”、“缺少资金”、“担不起风险”和“没有创业先例”等几个选项中，选择“缺少资金”的竟然高达54．5%。

(4)心理素质。参照熊彼特创业者成功的三要素:成功的欲望、创业精神和实干精神。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创业成功，因而创业的理念深入人心，但对于大多数的农民工来说，仍缺乏创业的精神以及相应的心理素质。

(5)管理能力。一些返乡创业者虽然有创业精神、市场观念，能找到发展方向，但是在城市务工从事的都是以手工操作为主、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

许昌县的案例显示:(1)当前我国农民工双向迁移的形势仍然很严峻;(2)农民转移培训工作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直接导致转移培训的绩效不高;(3)从返乡创业环境维度来看，机会大于威胁，但外部环境的威胁仍然很大;(4)从返乡创业能力维度来看，文化素养、创业技能、创业资本、心理素质、管理能力等素养都亟待提高。

四、农民工“双向迁移”的创新思路

在农民工“双向迁移”的“推拉模型”框架下，结合许昌县农民工就业转移培训与返乡创业激励面临的制约因素，笔者提出以下创新思路:

(一)构建农民工输出入地之间的对接机制

在长期的农民工转移实践中各地逐渐形成了相对较稳定的“流向”，即形成了主要劳务输入地。当前，由于农民工输出地与主要输入地之间的联通机制没有很好地对接，农民工与用人企业之间的联系大多通过灰色地带进行，同时返乡农民工由于资金与信息问题而无力创业，因此为理顺农民工的“双向迁移”，应营造农民工输出入地之间的对接机制:(1)促进资金流通。依照“谁受益谁买单”的原理，输出地培训机构可以积极争取劳务主要输入地的劳动部门、人才市场与用人企业的订单培训，由输入地提供一定培训资金。为缓解返乡农民工创业的资金瓶颈，吸引劳务主要输入地在输出地设分厂和注资，并对返乡农民工创办企业进行承转。另外，政府还可建立返乡农民工创业基金，并努力争取劳务主要输入地的用人企业予以一定额度的赞助。(2)促进信息流与技术流畅通。减少农民与城市接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供需双方通过政府层面互通信息，资源机会共享，不仅能提升转移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而且能降低用人企业的招聘培训成本，有效化解“民工荒”风险，从而变农民工流动的盲目无序为合理有序。在创业方面，返乡农民工可引进主要劳务输入地已不太适合当地市场发展的技术资源，或承接部分产业转移，或鼓励企业在输出地设立分厂。两地政府应搭建相应平台，协调技术转移与技术共享，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技术支撑。

构建农民工输出入地之间的对接互动机制，搭起一座城乡“连心桥”，突破了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逻辑思路，寻找到一条“双向互动”从而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新路径。

(二)完善多元化的转移培训投入机制和稳定增长机制

(1)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事关农村发展与城市反贫困，将转移培训纳入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乃明智之举，各级政府要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和提升投入水平，确保农民工培训补助经费落实到位，使政府真正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倡导者、发起者和资金投入主体。

(2)建立稳定增长的政府投入长效机制。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政府投入的稳定增长，以便追究落实不到位相关人员的责任，防止因领导干部流动导致政策的前后不一致，变农民工转移培训投入上的随意无序为依法行政，促进稳定增长的政府投入长效机制的建立。

(3)拓展其他投入渠道。从许昌县农民工转移培训的投入来看，不仅来源渠道单一，而且企业层面投入过少，因而积极拓展其他渠道大有空间。第一，不断吸引用人企业的订单培训;第二，劳动部门在农民工培训这一块应有所作为，打破地区壁垒，建立农民工培训一卡制，由用人企业依照工资额缴纳一定培训资金，实行培训机构的跨地区合作，资助输出地的农民工转移培训;第三，通过典型示范，提升农民工参训意愿，适当增加农民工个人负担费用;第四，发行农民工转移培训彩票;第五，积极争取NGO捐赠。

(三)营造良好的返乡创业环境

一是建立健全农民工返乡创业支持体系，对返乡创业进行多元激励。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创业初期可以免税;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社保的异地转移;县级政府应把农民工返乡创业纳入到发展社会经济的规划中;市级人大可出台地方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法等。

二是创新土地金融机制，切实改善融资环境。多管齐下，破解资金瓶颈:(1)创新信贷担保和信贷补贴机制，发展土地金融，让返乡农民工握有的土地使用权转变为现实的创业资本，并使之逐步发展为农民工创业筹资的主渠道;(2)实施信贷改革，建立微型金融机构，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特色优质服务，鼓励其他商业银行到农村设立网点，为创业筹资渠道提供有益补充;(3)政府设立农民工创业基金等。

三是切实改善技术环境。针对农村地区技术力量薄弱现状，可考虑:(1)劳务输出入地之间技术的转移与协作。(2)建立高校、科研机构与农民工创业者经常性联系机制，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农民工创业实践中去。(3)鼓励高校毕业生深入农民工创办企业，充实农村技术力量。

(四)努力提升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能力

拓展“阳光工程”外延，将返乡创业农民工纳入服务人群，开展以提高创业能力为中心的培训项目。(1)培训内容上应涵盖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市场意识、风险意识、创业能力，以及创业必需的财务、运营和文化法律知识;(2)培训方式应灵活多样，可采用理论教学、案例分析、模拟创业实践等方式，吸纳更多的返乡农民工参加培训;(3)逐步提升返乡创业培训的绩效，使得创业培训不只流于形式;(4)切实加强农民工培训的机构建设和师资建设;(5)契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等现实状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创业培训。

(五)建立健全监督保障机制

1．不断推进制度创新 为了促进以“推拉”为动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双向迁移，许昌县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仅要维持现行的保障制度，还需要对现存的机制进行考核及完善，并随着“双向迁移”展开的进程而不断推进制度的创新［9］，以便能及时地顺应“双向迁移”的持续稳定的运转。

2．建立绩效考评机制 对“阳光工程”培训工作官员建立有效的绩效考评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奖惩办法，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形成“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合力抓”的格局。要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作用，落实责任制，将开展活动的工作任务细化到具体的部门，具体的负责人，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3．加强培训资金的落实与管理 在政策落实与管理上，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及省里的优惠政策，决不允许出现政策“棚架”、执行走样、服务不到位、资金截留挪用等现象，确保让农民直接受益。严格执行农民工培训“阳光工程”财政补助资金管理相关实施办法，加强资金监管。

［1］BAINansheng，HE Yupeng．Returning to the Countryside Versus Continuing toWork in the Cities:A Study on Rural Urban Migrants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J］．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03(4):149 － 159．

［2］范雷，田丰．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N］．光明日报，2009－04－09(11)．

［3］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4］贺聪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综述［J］．农业经济问题，2006(10):67－73．

［5］徐育才．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J］．学术研究，2006(5):22－26．

［6］张晔林，应瑞瑶．农民工对培训需求的优先序选择及投入主体角色定位［J］．农村经济，2007(11):107－109．

［7］葛宝山，李虹霖．我国典型地区创业环境实证研究［J］．经济纵横，2006(7):69－70．

［8］王林雪，邓俊荣．大学生创业素质模型的构建及其评价［J］．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与创业，2007(9):22－27．

［9］韩长赋．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J］．经济研究，2006(12):4－12．

The Constraints and Innovative Ideas in M igrant Workers’Two-way Transfer

CHENG Jian-hua1，PAN Ze-jiang2

(1．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chool，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2．Administration School，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In recent years，the trend ofmigrantworkers’transfer varies from one-way to two-way，and the traditional push-and-pull theory can not achieve satisfactory results when applied to explain such tendency．Thus，this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 new push-and-pullmodel that tally with the situation．Under such framework，the paper，taking Xuchang county in Henan province as example，analyzes the constraints which hinder transfer training，performance upgrading，environment perfecting for returning home businesses，and entrepreneurial capacity enhancing inmigrantworkers’transfer．Finally，it proposes breakthrough ideas，which include building a dockingmechanism between output areas and input areas ofmigrantworkers，and establishing diversified investingmechanism for transfer training，etc．

migrantworker;push-and-pull theory;two-way transfer;transaction cost;entrepreneurship incentive

F 320．2

A

1004－1710(2011)06－0068－07

2010－07－06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0CMZ022)

程建华(1974－)，男，湖北通山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和财政学。

［责任编辑:靳香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