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凌霄云

正本清源还是搅浑浊水？

文/凌霄云

来信

尊敬的凌老师：

读到您在 《中华魂》2010年第9期给我的复信，深受感动，也深受教育。您不仅帮助我看清了姜弘先生所谓 《两个 “五四”》一文的错误所在，而且有助于我识别一些学者有意设置的种种理论 “陷阱”。最近，我又读到这位先生在 《书屋》2010年第10期发表的 《正本清源说 “五四”》，这可以说是前文的姐妹篇。他同样拿“五四”说事，又制造出所谓文化的 “五四”和政治的“五四”，把文化和政治截然割裂开来，竟称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教条公式；他通过吹捧胡适、贬低瞿秋白对鲁迅评价的方法，把鲁迅说成是一个 “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鲁迅、陈独秀的真实面目；他在文章中还毫不隐讳地肯定民主社会主义、 “普世价值”等社会价值取向。我虽然意识到这位先生的观点和主张是错误的，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相违背，但还很难说清其所以然，所以把它的复印件一并送给您，希望继续得到您的帮助。顺祝安好！

您的学生 江 影

复信

江影同志：

前信能对你有所帮助，我为之高兴。这次读到你寄来的复印件，和你的感受一样，这位姜弘先生不厌其烦地鼓吹自己的主张，但他缺乏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底线和科学态度，不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从自己的政治诉求出发，任意剪裁历史，信口编造，随意推翻已有的科学结论。这是时下某些人所谓的 “创新”，是极不严肃的。这篇名为正本清源，实是搅浑浊水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加以辨析的。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教条公式吗？

这些年来，有的学者热衷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把文化、文明看成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说什么中西文明碰撞碰出个现代化的要求，以此作为近代中国唯一的历史主题，用来否定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这种文化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唯心史观，它成为那些持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人用来歪曲、改写历史的一种手法。 《正本清源说 “五四”》 （下称 《姜文》）正是用这样的手法，把文化和政治、经济割裂开来，否定五四运动的革命性，否定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合理性。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此人竟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教条公式，你要是不同意他的观点，那就是死守教条，就是僵化。这不就是时下某些人反对坚持马列的一根棍子吗？这看来很唬人，但恰恰反映了这些人内心的虚弱，手中没有真理，只能靠唬人吃饭。

我们知道，这句话是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的，准确的表述是： “一定的文化 （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唯物史观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毛泽东的上述观点，正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同时他又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之间，也有一定的反映与被反映、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这就在承认经济基础最终决定和制约着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下，又承认一定时期的政治对文化也有某种决定和制约的作用，因为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在文化和经济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而这种中介作用具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辩证统一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观察文化现象、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的思想理论武器。这难道是要加以抛弃的教条公式吗？

需要指出，毛泽东在这里不是泛指一般的文化，是指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即带意识形态性的文化，而反映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一般都具有阶级性，属于历史的范畴。现在一些学者极力否定客观事物存在的阶级性，要去意识形态化，把一定历史时期、反映一定阶级内涵的民主、自由抽象化、普遍化，用以兜售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的货色。那种把文化和政治截然割裂开来的观点，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被他们奉为圭臬的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他们不去分析反映当时政治经济要求的历史时代背景，却片面鼓吹所谓 “个性解放”、 “独立精神”，用这样反历史的说教来误导青年。事实上，发端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在文化艺术作品上所表现的要求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为了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禁锢，要求摧毁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从而在文化思想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物质力量。正因为这样，文艺复兴被看作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看作是中世纪与近代的分界，即资本主义的新世纪的发端。在这里，文化和政治、经济难以分割的关系不是很明显吗？当然，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具有继承性的一面，但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特定的历史内涵和阶级烙印。批判地继承，继承是为了超越，这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又如， 《姜文》一再宣扬所谓文化的 “五四”和政治的 “五四”，并说当年陈独秀和胡适都 “下决心不谈政治”，把文化和政治截然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所说的文化的 “五四”，是指1915年以 《新青年》创办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而政治的 “五四”就是指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这种割断历史连续性和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划分，令人莫名其妙，但在这故弄玄虚的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政治意图，这就是他所说的： “五四精神属于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而非来自1917年十月革命及其以后1919年的学生运动”。这是他立论的要害。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里先谈他这种划分的非科学性。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独力创办 《青年》 （后改名 《新青年》）杂志，吹响了 “民主与科学”的号角，在当时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时陈独秀对办刊宗旨确曾说过： “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新青年》开始时也没有针对当时人们所关心的袁世凯复辟帝制阴谋的时政进行直接的抨击。这大概就是这位作者所谓的 “不谈政治”。但政治毕竟是回避不了的，袁世凯搞复辟活动， 《新青年》大力宣传民主自由，主张“建立唯民国家”，实际上是在抨击时政。在陈独秀等先进分子看来，已建立的共和制度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主要原因是封建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扫除，人们仍然处在思想愚昧之中，只有进行彻底的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才能巩固共和国体。所以，他们把反对封建文化的思想革命提到了 “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高度，即维护共和制度的政治高度。这里，难道仅仅用一句陈独秀的声明就能够抹煞新文化运动同政治的关系吗？更何况，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批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和标志着人民群众觉醒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先后转向了信仰马克思主义；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也由原来旧民主主义的内涵转向了以人民民主为取向的新的发展方向 （这在前一封信中已比较充分地讨论过），这难道是这位作者所谓 “两个 ‘五四’”这种反历史的划分所能否定得了吗？

鲁迅是所谓的 “自由主义者”吗？

年轻的朋友，我作为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目睹过去也曾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的一些人，在社会主义处在低潮的形势下纷纷变脸转向，充当 “识时务之俊杰”去了，我深为这种世事变幻而浩叹。他们对过去的历史除了咒骂、怨恨之外，还忙于按他们的要求重新包装历史和历史人物。君不见有的学者不就热衷于发现他们所需要的马克思吗？他们以此来呼应西方敌对势力 “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来证明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不该出生的早产儿，是注定要失败的。 《姜文》的作者也正是这个合唱队中的一员，不过他要重新包装的是鲁迅。他宣称过去对鲁迅的评价，都是在那个 “教条公式”下，是 “遵旨注经式”的 “涂在他身上的厚厚的油彩”，今天只有 “去饰”才能恢复鲁迅的 “本来面目”。他特别引用瞿秋白和胡适对鲁迅的不同评价，贬瞿扬胡，否定瞿秋白称鲁迅是 “反自由主义”的说法，把胡适说鲁迅是 “自由主义者”的话称作 “近年才知道的新闻”，尊为宝贵的发现供奉起来，作为对鲁迅 “去饰”的圣旨。他轻浮地说， “什么 ‘革命家’、 ‘圣人’、 ‘旗手’、‘空前的民族英雄’”等等，都是 “套在鲁迅头上的桂冠”，都应当 “去饰”、 “洗去”。这位作者所指及其内心的思想感情，是一目了然的。应当说，过去对鲁迅的某些评价有人为拔高的地方，这是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是可以通过正常的学术研究加以匡正的。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的正确评价，把鲁迅说成是一个所谓的 “自由主义者”，并认定这才是鲁迅的真实面目。这样做，离开真理就不是一小步了。

这里主要谈谈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是不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伟大友谊，是足以垂范后世的。他们的相识始于1931年左联时期，这时瞿秋白已离开党的领导岗位重返文坛，而鲁迅针对左联当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希望能延揽到 “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的人才。于是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的忘年之交。出于彼此的理解、敬重和共同事业的感召，在书信中，瞿秋白称鲁迅 “亲爱的同志”，鲁迅则以 “敬爱的同志”相称，从此成了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真朋友。鲁迅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与瞿秋白，表达他们之间的同志情谊和自己的至诚心怀。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是极其严肃、郑重的，他为了给 《鲁迅杂感选集》写序，系统地阅读了鲁迅从1907年以来各个时期所写的杂文和论文，进行深入的研究。许广平回忆说： “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瞿秋白自己也说： “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瞿秋白在这篇序中，详尽而深刻严谨地评价了鲁迅杂文和鲁迅其人，他把鲁迅杂感所体现的革命文艺最宝贵的精神内涵概括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他深入研究了鲁迅的人生历程，把它概括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他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瞿秋白在这里指出，鲁迅正是在血的教训中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鲁迅宣布的“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表达了他的信仰并为之而战斗。这难道不是对鲁迅一生最好的写照吗？瞿秋白在这里确实说过鲁迅是反自由主义的，这种自由主义，指的是中庸之道、调和主义，鲁迅以他锐利的笔锋，暴露这种虚伪的市侩哲学，表现了他的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这是完全正确，值得弘扬的。

在 《姜文》中，凡是有人说鲁迅向往革命、是革命家的，一律斥为 “严重扭曲了鲁迅的形象”，对革命的畏惧和憎恨使这位作者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鲁迅难道不是革命家吗？我们不妨引用受到世人尊敬的宋庆龄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写的 《追忆鲁迅先生》一文，她回忆说： “我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从南京来的苏联大使勃加莫洛夫设宴请客，鲁迅亦在座。席散后放映苏联电影《夏伯阳》。电影完了后，勃加莫洛夫面询鲁迅对影片有何看法，当然他很希望鲁迅高度赞扬这部影片，但鲁迅回答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正在斗争’。”鲁迅这句话，《姜文》作者是应该能听得懂的。宋庆龄还回忆鲁迅逝世那天她赶到鲁迅家里，满怀深情地说：“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这些难道不是对鲁迅正确评价的最好佐证吗？

相比之下，我们看看胡适是怎样对待鲁迅的。这位作者说，胡适后来认为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非外力所能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这真是可笑到了极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同一个胡适，当年咒骂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污蔑他 “腰缠久已累累”等等，现在又把鲁迅作为 “我们的人”，这除了让人厌恶这种两面派作风外，只能使人怀疑他的真实目的。事实上，在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中，就共同批评揭露过胡适两面人的面目。在他们共同写成的 《王道诗话》一文中，揭露胡适时而鼓吹“人权论”，时而又站出来为蒋介石镇压革命的行径辩护，称“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之类的卑劣面目。瞿秋白和鲁迅愤怒地揭穿他“一只手拿着宝剑，一只手拿着经典”的“王道仁政”。他们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中，更是针对这时胡适向日本提出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才能征服中国的 “忠告”，斥之为“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现在看来，胡适这位学者虽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但他也用自己的手给自己脸上抹上了别的什么油彩。谁能料到，在中国革命胜利半个多世纪之后，《姜文》却把胡适拉出来为鲁迅下定论，乖谬如此，夫复何言！

搅浑浊水的背后是要历史倒退的浊流

历史总是在进步。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大多在开始的时候都向往西方的民主，但在理想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转到了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始了新的追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在这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而在这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则转向了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方向。这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历史的伟大进步。我们所说的五四精神，就是反映了这种历史性转变的革命精神。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姜文》所以把五四划分为所谓文化的 “五四”和政治的 “五四”，这看似不伦不类，实是有它的目的和意图，是有意设下的一个理论陷阱。它公开提出五四精神来源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而不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就明白无误地把五四精神定位为旧民主主义即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为内涵，这就地地道道的要把历史的车轮倒转过来，走历史的回头路。

这就不难看出，他们所以要把鲁迅包装成 “自由主义者”的原因所在。究竟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 “自由主义”呢？这位作者特别声明， “这里所说的自由主义，不是那个代表 ‘不听话、不积极’等各种不良思想作风”，而是在文中备受称赞、推崇的西方民主、自由的 “普世价值”，是 “民主社会主义”即改良的资本主义。正因为这样，他把中国革命和国共两党的斗争，说成是没有正义、是非之分的 “复杂而又残酷的党争”；也正因为这样，他把陈独秀、鲁迅都说成是什么 “两头真”，也就是说他们投身革命就是 “卷入复杂而又残酷的党争”，这就是虚假的、失真的，而只有 “超越了党派恩怨”、 “路线是非”，回到原来的所谓起点上才算回归真实。在这位作者看来，什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方向，都是失真的，误入了歧途，只有回到西方的民主上来才是正道。这就是这位作者鼓吹的自由主义！

其实，这并不是这位作者的发明，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位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老学者在为 《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写的序言中，就对自由主义做了更加 “理论化”的说明，他说： “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确如此。自由主义作为19世纪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显然，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位学者继续鼓吹说：这种发韧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 “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 “一九四九年后”，被 “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 “在今天的复兴”，使得 “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他们究竟要走向哪里？这里已不存在一层需要捅破的薄薄的窗户纸，也无需有劳旁人来 “破题”了。从这里可以看到， 《姜文》的立论和那位老学者何其相似，但你不要把它只看成是鹦鹉学舌，无聊炒作，而应该如实地把它看成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思潮，一种反对社会主义的逆向要求，是值得我们严肃对待以告慰先辈的。

好了，我们这次通信就到这里，还是希望对你我都有帮助。

祝你在为人民服务中建功立业！

你的老年朋友 凌霄云